梁竞魂： “湘西滇北著贤声”(2)

　　抗战胜利后，远征军撤销，宋希濂将军解职，梁竞魂由昆明至重庆，与李济深将军赴南京转上海。当时国共和谈已发表《双十协定》，但蒋介石借助于美帝驻华部队和美援，暗运军队部署内战，李济深将军在上海创办大亚银行，自任董事长，先生任秘书，名为进行金融业务，实乃团结志同道合的进步人士、商讨反对内战、开展秘密活动事宜，并经香港余认予先生(即余确、李的参谋)与中共取得联系、互通情况。1947年夏，先生奉李之命，由上海回长沙活动，曾与方鼎英、宋仁楚、陈浴新、杨思义先生等商谈反对内战，组织政治团体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同年冬向李汇报了长沙之行的结果，李托余认予复函约先生去港，共商筹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事宜(以下简称“民革”)。1948年1月，“民，革”在香港宣告成立。梁于3月初衔命回湘，再次与方鼎英、 宋仁楚、陈浴新、杨思义先生会晤，商讨在长沙秘密建立“民革”组织、发展成员等事。困旅途劳顿，患感冒引起肺炎，治疗无效，与世长辞。

　　粱竞魂为人正直，廉洁奉公，思想开明，力求进步，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衷心拥护，默默支持。观其生平大事，如：清末在云南人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民国初年反对袁世凯称帝，不畏强暴;北伐前投入广州军政府任事，志在国民革命成功;蒋介石背叛革命后，曾与国民党左派廖湘芸暗中庇护共产党人;并为被捕入狱的共产党员梁建新(烈士)多方营救;“九·一八”事变后，国事日非，日寇入侵日急，乃又创办报刊，反对蒋介石独裁卖国，鼓吹团结抗EI，并在自己创办的牖民通讯社任用中共地下党员刘琦松(烈士)为记者。抗战开始后，他支持独子梁宜苏 (1934年秘密入党的共产党员)在长沙“八路驻湘通讯处”王凌波主任的领导下从事地下斗争。1937年冬，他由湘人陕就任第73军秘书长时，曾嘱宜苏去贵阳大夏大学复学，以求深造。而王凌波认为梁在长沙主办报刊，从事公开的救亡活动，并为党做秘密情报工作，是当时得力人员，不能离开长沙，要宜苏向父亲公开地下党员身份，陈述不能离长赴贵阳复学的理由，同时并介绍父亲去宝鸡路过西安时，与“八路军办事处”谢觉哉党代表晤谈，商讨国共合作抗日之事，梁竞魂欣然同意，命宜苏留长从事救亡活动;到宝鸡后，也对毛炳文做了一些工作。抗战期间，国民党反共高潮迭起，1940年蓝田刁牧夫案发生，株连到他的独子梁宜苏及梁介福、梁杜、梁辅光等人，梁竞魂在重庆与中苏文化协会翦伯赞先生商议营救之策，乘由重庆调职桂林办公厅之机，以办公厅公事返湘，对刁案进行调查了解，对安化县政府增加了政治压力，为后来营救其他党员起了助力作用。

　　抗日胜利后，梁竞魂毅然抛弃官场名位，与李济深先筹组“民革”于香港，进一步与中国共产党公开合作，为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1948年，他不幸旅途劳累，竞一病不起。他在弥留之际，宜苏侍侧，犹念念不忘要粉碎蒋介石的内战政策，要让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真正归于人民。对个人后事，也嘱宜苏不随旧习，破除迷信，除归葬时开一个追悼会外，不做任何佛道法事，一切从简。梁竞魂毕一生之精力于革命事业，虽然未能见到全国解放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贯彻始终，高风亮节，身后并无余积，不愧为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其知友方鼎英、陈浴新曾联名撰挽词哀悼，挽联日：“袁贼称帝，以书生倡导共和;倭寇侵华，居戎幕赞襄抗战，浩气感三军，义胆忠肝昭日月;陶令高风，折腰不为五斗米;武侯亮节，易蒉仅余八百双，抚棺同一哭，湘西滇北著贤声”。《娄底市政协文史委〈中国历代名人与娄底〉》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