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内外华人齐努力捐款撑起边区财政

　　巩固抗日根据地是敌后战场能取得最后胜利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

　　在政治方面，1937年9月苏区改制后，陕甘宁边区政府开始从苏维埃制度向抗日民主制度转变。边区政府开始实行普选制度，不仅工人、农民有选举权，而且地主、绅士、资本家也被恢复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到11月，各乡、区、县都完成了选举，成立了各级政府。1939年1月，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根据地民主政权进一步健全起来。

　　此外，抗日民主政权采取“三三制”原则，在参议会和政府里，代表工人和贫农的共产党员、代表小资产阶级的进步分子、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中坚分子各占1/3名额。抗日民主政权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同时调动了反日各阶级和阶层的积极性。

　　站稳脚跟的前提是获得群众支持，而获得群众支持的首要条件是发展经济、保障生存。

　　1937年—1940年是抗日根据地初创阶段，由于各根据地自然条件艰苦，经济比较落后，而且经过近10年的内战，遭到了严重破坏，农民的负担长期以来已达到了难以承受的程度。因此，根据地确定了“力争外援，休养民力”的财政方针。

　　抗日根据地得到了海内外广大爱国和进步人士的大力支持。在陕甘宁边区，1938年11—12月，获得香港汇款50万元法币，重庆转来汇款8万元法币;1939年1—2月，自西安汇款59.0948万元法币，其他汇款7万元法币，5个月间，捐款达到130万元法币。

　　国内一般的富有者也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为抗日军队捐献钱物。如山东抗日根据地政府，募捐的对象主要是地主和商人，每百斤募集的粮食中地主富农占62.5斤，一般群众占37.5斤。捐献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就山东抗日根据地来看，1938年，胶东地区捐款占财政收入的71%，1939年占66%。至于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国内外进步人士的捐款就更多了。外援金额在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1937年为77.20%，1938年为51.69%，1939年为85.79%，1940年为70.50%。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军费由国民政府统一供给，这也是抗日根据地财政的一项收入。

　　休养民力，主要是废除苛捐杂税。陕甘宁边区，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取消了42种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税制，并降低税率。面对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农民长期受到地主阶级沉重剥削的现状，根据地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对改善农民生活，使其积极参加抗日有着重要意义。

　　恢复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的经济是这一时期各根据地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陕甘宁边区为了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发展，实行了一系列政策。在土地政策方面，从1937年3月以后，停止了没收地主的土地，被没收土地的地主可由政府分给与一般农民一样的土地和房屋。

　　在恢复和发展农业和经济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开始在边区发展工业。从1938年开始，创建以军用为主的公营工厂，先后恢复和创建了纺织厂、硝皮厂、石油厂、煤矿、印刷厂、造纸厂、农具厂，以及制灯、制肥皂、制面粉等的工厂。同时，组织成立延安工人合作社、中国工业合作社延安事务所、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等。

　　抗日根据地“力争外援，休养民力”的财政方针实施4年间，普遍来看效果都是很好的，减轻了根据地人民的负担。1937年—1940年，是根据地农民负担最轻的时期，每亩平均负担还不到1升，1937年为不到0.16升。因此，根据地农民的生活大为改善，农村富裕户明显增多，许多贫雇农转为中农或富农，中农成为农村的主要成分。对当时某县4个行政村的调查显示，抗战前当地富农、中农占7%，后增加到61%，户口则由173户增至228户。延安西区四乡，抗战前中农为10户，后来达64户，增长了6倍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