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逃难到绍兴(3)

　　这房间虽说有个不大的玻璃窗，但窗外是过道，房前又是个小天井，天井里靠东头偏偏种了棵七、八尺高的山茶树，正好挡住光线，所以还是又暗又气闷。

　　南面还有一进新造的三间房子，大约原来是为儿子结婚造的，但却没有住过人，房间是空的，且家俱全无。那大门倒是双扇的新大木板门。门前不远处就是一座高墙的房子，不过门是永远关着。据说那里原来是个尼姑庵，如今成了一个什么防疫医院，却从未见有人出入过。其他的就是几家散落的贫民户，那房子比李家的还要小、要破。听说原来是想让我们住到南面那房子里去的，因为一则没有家具，二则前面太荒、太空旷，老太太心想反正住几天就走的，何必兴师动众呢!

　　再往南，就是一大片稻田和水洼地了，这里叫罗门畈。水田里种着稻，水洼里尽是些菱角，一到秋天收获季节，倒也是黄金铺地，水红菱是又大又甜又便宜的。因为一水之隔，我此后的日子，就是在那么一间房里和那一大片稻田水洼地里徘徊度过的，那些岁月，让我永生难忘。

　　嵇山门就在东南面，城墙虽在，却无城门，只剩下城门洞了。人说山阴道上应接不暇，可我当时却无福享受。远望嵇山门外，便是高耸的香炉峰，陆游诗中所描述的晚眺景色，现在想来，确有如在目前之感。可我在当时的处境、心情，健康条件下，却只有凄清惨淡的回忆。从此，柳桥头(确切地说是那间房子和厨房)便成了我生活的天地，也就是说成为我这只遍山跑、满天飞的野鸟的樊笼了。

　　这时候，战争局势正紧，尤其是北方的友人们，为了不愿在日寇的沦陷区生活，为了抗战，为了找寻自由，多纷纷外逃，北方友人的来信更稀少了。有的到个新地方还来过信，比如克木，到武汉后给我来过信，小浦、小林他们就不知去向了，只有干妈还不时有封信来。

　　原来，我到南方来之前，北平的友人们也为我设想过，万一在南方居住不惯，可仍回北京去继续求学或做点什么事。但战火一起，一切都乱了套，北返的计划落了空。

　　家乡的父母从我出走后，大病一场，三姊、小妹也频频来信催我回去，为了父母，我又何尝不动心。但不久希衡夫妇带了孩子也回家乡了。这样一来，我当然死了这条心。

　　这时，只有周麟的妹妹瑞华(她曾去看过我，而且相处很好，她当时在杭州，后来考取了浙大外语系，战事一紧，就随学校辗转流亡南迁了)开始还有信来，往后她的行踪也不定，信是时有时无。

　　而锡侯走后，信虽常寄，我却收不到。寄到杭州家里的被他舅舅的儿子拆看了，这是我最最不快的，但又无处可以代收管。我的信一封封地寄，每次信投进邮筒里，仿佛连心也一起投了进去，听见信落入邮筒的一声轻响，总要默默地在心里万千祈祷，祈祷它能够被我的锡收到。烽火连天，云山万里，那是一种多么惨淡的心情，希望和祈祷一齐寄了去。每寄出一封信，心就往下一沉，这滋味，至今犹如昨天的事。

　　每天，我机械地做着一切家务活。原来李家让我们烧火灶，但烧那种灶，不仅我不习惯，老太太也不会烧，于是我们就改烧柴火的风炉。这种炉子是黄泥烧制的，像一只小缸，门前开个大方口，可以送柴进去烧，烧不着时满屋子烟，呛得人鼻涕眼泪直流，这也慢慢儿习惯了。好在烧饭和烧菜都比较简单，买柴、买菜等也很方便，后门头河里常有农民划船来卖，什么萝卜、白菜的全有，有时还有鱼、虾。所以除了买油、盐、米等，几乎不必上大街。而买这些，又总是李家大姊上街时喊着我一道去，十天半月难得去一次。我独自一个人是不上大街的，一则语言不通，二则道路不熟，三则也无什么东西要买，也无什么大街可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