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在敌后口述／傅大同(4)

2017-12-10 11:47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小白兔白又白手机版

　　1944 年4 月份，我们村支部的郭书记走后不久，县里来了信了，用毛笔写的，信上说，让我把家里安排好，准备出来学习，以后搞城市工作。我看完后，就把信撕了。然后，我就按要求去了县委，县委写了信，把我介绍到滨海区区党委。那时，区党委书记是孙汉卿(解放后曾任青岛市委第二书记、山东大学党委书记等职务)，他又让我把被捕的情况写了个材料。审查完后，就让我去学习班学习，准备搞城市工作。1944 年6 月，青岛滨海区党委城工部就把我派到了青岛市内开展工作。我以在我岳父家开的商行里店员的身份作掩护，建立了秘密交通站，吸收了一批船员入党，掌握了两只船(一大一小)归我党使用，护送来往的地工人员，为海西的解放区送人、送物资。

　　我们在做地下交通员的工作中，必须严格按党的纪律去干，以做生意的身份来掩护。我都是单线联系，接收了任务用暗号联系，对上暗号后只负责接送人，不知道来人的身份，也不能随便问。我们装扮成老百姓或做买卖的生意人，骗过日伪军的盘查，有时候也花钱买通码头上的人，写张路条，将人或者货物藏到船舱底下躲避过日伪军的检查，送到海西解放区。到了那里当地民兵就把我们绑起来送到公安局，分别询问对上暗号后，把送的人或物资交代好，我们再返回青岛。抗日期间无数次做这些工作，我们都不能给任何人说，也不知道掩护的是什么人，这是党的纪律。

　　记得“文化大革命”期间革委会的人三次找我问曾经掩护过的一对夫妻的情况，我都说不知道，后来才知道那两人是中央领导人董必武的外甥和外甥媳妇，他们是搞飞机制造的，那是从国外回来到安徽兵工厂路经我处。他们问我当时说了什么话，跟谁联系了，我都说不知道。

　　我们做地下工作的人，都是以灰色身份为党工作，在敌后默默地干事，虽然不是真枪实弹地跟日本鬼子干，但也危险万分，随时会有暴露身份、被抓甚至牺牲的危险。

　　我为参加了抗日的工作而感到骄傲

　　在抗日期间参加革命、入党是我自愿的，我是独子，不顾家里反对参加武工队，没想到害怕，当时年轻，有一股抗日的热情，为党做抗日工作是我的光荣。

　　解放后在那些政治运动中我也被审查、被下放，被定为右倾等。从1956年我被定为行政14级后一直没提级，直到离休后才根据省委组织部文件享受厅级待遇。尽管这样，我仍为自己能够参加抗日战争，在地下为党、为抗日做了工作而骄傲。比起那些在前线抗日流血牺牲的同志，我是很幸运的，能活到今天，能享受到幸福的生活，我很满足。谢谢党组织对我们这些在敌后看不见的战线上工作过的人的关怀。

　　(采访撰稿：孙春丽蔺延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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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在敌后 口述／傅大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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