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在敌后 口述／傅大同(2)

　　因为我下边只有4个妹妹，我是家里的独子，那年我19岁，母亲知道我要参加革命，死活不让我走。我就一直闹，后来，母亲看我心意已决就放我走了。走的那天，母亲给我做棉袄棉裤，边做边掉眼泪，我的泪水也在眼眶里打转，人都是有感情的，母亲的养育之恩，真是没齿难忘。

　　1940年的10月份，我就去了滨海区，来到部队要先登记，登记员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对他说：“我叫傅承伯，但是我想换个名字，要不就你给我起个吧?”他对我说：“换名字，那你自己想一个吧。”我就想，叫什么名字呢?这时候我想起我上学的时候，学校里讲孙中山，我对他“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政策很是佩服，于是我就把名字改成了“傅大同”。不久，我就在党支部当了宣传队员。11月份，又派我到五地委党训练班学习。

　　1941年1月，我学习完后，回本县巨峰区任区委突击委员。1942年4月，上级又派我到滨海区党委党校学习，8月我被任命为日照县分阳区委书记。1943年4月，改任日照县分岚区委书记。这年6月，面对日伪军的“扫荡”“蚕食”，上级抽调包括我在内的十几名干部深入到敌占区开展反“扫荡”、反“蚕食”斗争，我被任命为滨海区敌工部武装队党内小组长。当时分了3个小组，组织组负责发展党员，武装组负责镇压坏人，还有一个叫工作组。那时候，武工队的待遇和部队上一样，一个月两块钱，不过我们发的是日本钱。我们一般都是在晚上从子后出发到昆山一带的村里活动。因为我是日照当地人，我就找熟人领我们去，每次到了一个村，我们就去村长家做思想工作。白天我们就住在大地主家，为什么住在大地主家呢?因为在那里相对安全，村长不敢报告给鬼子和汉奸，因为他们来了烧杀抢掠，村长也捞不着什么好处。那个时候最大的危险就是伪军、汉奸多，鬼子并不多，一个城里顶多有一个小队。

　　为抗日做党的地下工作不惧危险巧妙与日伪军周旋

　　1943 年12 月30 日下午，我和另外一名同志到范柳村执行任务，在穿过公路往北边走的时候，被汉奸发现了，汉奸就向灵山铺山上据点的伪军报告了，然后四五十个伪军就开始来逮我们，我就和我的战友分头逃跑，他往西南跑，最后跑出去了，我往西北跑，没跑出去，正好跑到敌人包围圈里。当时我带着一把手枪，是坏的，也没有子弹，本来我还和武工队的队友说打算过了年，去后方兵工厂找我四叔去给我修枪的，还准备找他要些子弹的。就这样，我被敌人逮捕了。敌人逮住我后，简单地问了我一下姓名、住址之类的问题后，一个小队长模样的人对我说：“你说出一个人来， 把他逮住后我就把你放了。”这是让我出卖同志啊，这种事我是坚决不会干的。我就说： “没别人，就我自己，那个人我不认识，是刚才在路上碰到的。”他看问不出什么， 就叫两个伪军把我押到一个靠南山根的棚屋里，把我吊到了梁上，并说不老实的话， 非得把我的腿打折不可。我当时并没有感到害怕，从我迈出家门的那天起，我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过了一会，其中一个伪军先出去了，另一个伪军把我从梁上放了下来， 给我拿来一碗饭和一杯水，我二话没说就把饭吃上把水喝干，我心想增加体力，做好挨揍的准备。那人等我吃完后，就问我：“你在这附近有没有亲戚啊，好让他们来保你啊。”我怕他装好心试探我，我就说：“没有。”后来，他就递给我了一张包烟的纸和一截铅笔头，让我写出来。通过和他交流，我发现他确实没有问题，我就在那张纸上写：“尹春浦外祖父，我已来灵山铺。”落款写的是我上学时的名字“傅承伯”。他就按我告诉他的地址把信送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