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畔，抗日巾帼英雄谱（2）(2)

　　随后，鬼子们又挨家挨户地把所有人都赶到麦场上。她虽然发着高烧，也被他们强行拖着押到麦场。日本鬼子的指挥官指着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让她从人群里出来。他用大家听不懂的日语，夹杂着生硬的中国话，恶狠狠地向老太太发出了一连串的提问：“八路的在哪里?粮食的在哪里?”

　　老太太一个劲地摇头说不知道。

　　鬼子的指挥官气急败坏地从士兵手里抢过上着刺刀的长枪，冲着老太太的胸膛挑去。老人还没来得及呼喊就一头栽倒在地，红色的鲜血从老人的胸膛里汨汨地流出，不一会儿，就在她的身旁汇成了一滩血。

　　董秀芬赶紧闭上眼睛，不敢看这惨无人道的一幕。日本鬼子没有从他们村里捞到什么好处，就穷凶极恶地放了一把火撤走了。

　　国恨家仇，使她的胸膛里燃烧起复仇的火焰，今天就是拼上性命也要把信送到八路军手里。

　　西北风像小刀一样拉着她的脸，她赶紧把鲜红色的头巾向脸的中央拽了拽，继续向前飞快地走去。突然她脚底不知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她被狠狠地摔了个大马趴。她的手掌划破了，她觉得膝盖也磕得生疼。

　　篮子被远远地甩到前面的地上，她顾不上疼痛，急急忙忙地爬起来，一瘸一拐地捡起篮子。虽然那几副草药滚落在地，但是信还在篮子里。她咬着牙、忍着痛继续向前走去。

　　忽然，她发现前面有光亮了。看来马上就要到敌人的岗哨了。

　　“董秀芬，站住。”两个伪军认识她，厉声地冲她喝斥。

　　“这大晚上的，你要去哪呀?”一个胖伪军质问道。

　　“我姨病了，我妈让我送几副草药。” 她害怕的声音有些发颤。

　　那个伪军一边翻着篮子里的草药，一边盘问她姨的情况。她一一回答，她的心紧张地像要跳出胸膛。

　　“行了，行了，赶紧让她走吧，家里人还等着吃呢。”另一个瘦伪军冲她挤了挤眼睛。胖伪军嬉皮笑脸地顺手摸了一下她冻得通红的脸蛋：“赶紧滚吧。”

　　她忍住委屈的眼泪，一路小跑，飞快地离开。

　　没过几天，喜讯传来：八路军缴获了日本鬼子两车粮食、四箱机枪、五箱子弹等一大批物资，这对缺少粮食和武器的八路军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

　　文安县八路军县大队的薛大队长表扬了妇救会和董秀芬，他高兴地拍着她的肩膀：“董秀芬，勇敢的小姑娘，我们给你记一等功。”

　　从此后，董秀芬夜闯敌人的岗哨，给八路军送信的事迹在当地传开了。

　　革命根据地的妇救会员于桂芝

　　于桂芝十一二岁时，就为八路军纳鞋底儿、做棉衣。

　　她的家乡，在山东省乳山。那地方，离烟台100多里。

　　于桂芝所在的村庄，叫小管村，200多户人家，是山区。

　　村庄往东，全是山;北边，是丘陵;西北方向，是平原。这地方，离海边30多里地。

　　日本鬼子的炮楼，离村子60多里地。

　　山区适合藏伤员。

　　于桂芝老人讲，伤员来了，你家住一个，他家住一个。条件好的人家，一个土炕上，住三个或四个伤员。

　　为了防止被敌人发现，村政府号召村民，把狗都杀了。

　　村庄里很安静。

　　许多小伙子都参军走了。还有不少男人，为八路军搞运输，在家乡周边忙来忙去。

　　村里有一个八路军的被服厂，妇女们纺线、织布，男孩子们负责站岗。

　　有一年冬天，一个伤员单独送来了。于桂芝和三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抬着担架走了很远，送到了看山人住的小石屋。

　　次日，村干部让于桂芝一个人，到看山人的小石屋，给伤员送饭。

　　拎着装在瓦罐儿里的小米粥，山道曲曲弯弯，于桂芝黑咕隆咚地摸到看山人的小石屋，又黑咕隆咚地摸回家。

　　于桂芝是独生女，就念过一年书。写信啥的，都是参加妇救会工作后，陆续学会的。

　　我问老人：“那年头儿，独生女，不多吧。”

　　老人笑了：“要是我也有兄弟姐妹，我就当兵去了。”

　　于桂芝的父亲，是庄稼人。家里经济条件较宽裕，田地里种了麦子、玉米棒子、花生、还有地瓜。

　　老人说，家乡可是个好地方，不旱、也不涝。一个月下一回雨，年年收成，都不赖，没挨过饿。

　　老人还小声说：“父女二人，分别都在为党工作，但最初彼此保密。”

　　父辈兄弟仨，早年间，大伯父到丹东谋生，二伯父下了十二年煤窑。

　　大伯父有两个儿子，一个当了民兵的指导员，一个后来跟着八路军的被服厂走了。

　　于桂芝小时候，在姥姥家住过几年。

　　姥姥家离自己家，有30多里路。在乳山口，叫根前村。

　　姥爷种的地，是自己家里的地，家里还有一个苹果园。

　　日本人要是不来，那叫好日子连着好日子。

　　于桂芝老人讲，刚参加妇救会组织工作那年，有一回到区里开会，顺便到根前村看看姥姥、姥爷。

　　到了根前村，看见那里的民兵，一人发了两颗手榴弹。背在身上，特别威风。羡慕呀，实在是羡慕。

　　于桂芝参与妇救会组织工作，是在15岁那年开始的，也就是1944年。

　　两年后，于桂芝入党。

　　我问老人：“妇救会，主要都干些什么工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