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工人在抗战相持阶段,坚持隐蔽分散斗争(6)

　　天津地毯工人常年受中外资本家的层层盘剥，生活极为困苦。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天津后，其施行的种种经济“统制”，资本家又全部转嫁到工人头上。地毯工人的生活每况愈下。“一1日三餐窝(头)稀(粥)成(菜)，每天工资几毛钱，吃睡都在机架前，昼夜干活不停闲，生老病死没人管，一到年节净裁人”，这就是地毯工人的生活写照。日本帝国主义对英法租界的封锁，特大水灾的发生和瘟疫的流行，物资奇缺，经济萧条，物价飞涨，以及中外资本家借口随便解雇工人等，使得地毯工人的生活朝不保夕，在难忍难熬的死亡线上挣扎。

　　具有光荣革命斗争历史的地毯工人，不甘心当牛马做奴隶，决心奋起，为争生存，为求活命，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展开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联合罢工斗争。1941年5月，几个有觉悟的工人自动联合起来，秘密列兄弟厂串联，酝酿请愿和罢工的行动计划。通过串联，赞同斗争的单位和群众越来越多，意见也比较集中，几位发起人决定立即准备行动。5月1O日开始，美古绅洋行地毯五厂工人张和、辅有地毯厂工人安忠信、李振元等分头到有关兄弟厂商量斗争的步骤和具体目标，集中起来形成四条：(1)增加工资，每平方公尺六角，(2)改善伙食，每日午餐增加一个炒菜多(3)设立工人宿舍，维护工人健康和卫生;(4)不准随便解雇工人，若要解雇必须发三个月工资。各厂工人按这四条分头找资本家交涉，以观动向，同时起草“呈文”。5月12目，由已有联系的十几个厂各推选两名代表共三十多人，到新民会工人分会海河办事处请愿，采用“合法”手段要求解决工人困难。新民会海河办事处表面上“同情”工人的要求，而背后却把“呈文”转给资本家的天津地毯同业公会“处理”。三天后，资本家聚集于同业公会会长开设的下瓦房大丰地毯厂，开会讨论对策。他们议定，地毯业“因受欧战影响，生意恶劣，工人要求难以接受”。工人们得知要求被拒绝后，便由原三十多名代表中推选出刘振槐、张和、吴学周、李振和、安忠信、孙景余等六人负责，再次携带“呈文”直接去天津新民总会请愿，要求协助。新民总会以治安强化运动期间不得随便闹事请愿为借口，不予受理，让代表仍回海河办事处去解决。至此，工人代表意识到，用合法手段请愿已无望解决;为了求生存，只有团结起来;大胆斗争。经过反复研究决定，秘密通知各厂工人按规定时间，统一行动举行联合罢工，不获胜利，决不复工。5月17日下午联合罢工开始。参加罢工的，首先是六名代表的所在工厂，接着有义同、新新、和记、聚康等工厂三四百工人宣布罢工。到5月2o日，又有恒立成、玉兴成、协立、泰隆等一批工厂工人参加罢工，据新民总会统计，参加罢工的有四十多个地毯工厂、职工一千五百多人，当时，报纸曾声称有全市各地毯工厂四千多工人参加罢工。罢工的方式，有的工人离厂，有的工人上班不干活，有的到处串联诉说工人的痛苦生活，使没参加罢工的工人也实际处于怠工、停工状态，因此，全市地毯厂完全陷于瘫痪状态。地毯工人的联合罢工斗争持续了四天，震动了天津海河两岸，鼓舞了天津人民的反目斗争。日伪当局万万没有料到地毯工人竟敢在治安强化运动期间公开举行行业性的联合大罢工，他们既感到、“突然”，更“十分震惊”。伪警察局惊呼：此次罢工时间同在五月十七日下年其非有统率指示者，焉有如此共同行动”。

　　新民总会害怕深究他们的责任，急忙出面“调解”，对工人和资本家双方进行恐吓、威胁，命令双方妥协，以尽快平息这次罢工风潮。新民总会一面命令资本家让步，许给工人增加一些工资，“劝解”工人复工;一面又暗中请出日本宪兵队干涉，强迫地毯厂限期复工，声称如不复工定要“严加惩办”。因此不少工厂工人被迫于5月21日复工，但也有些工厂工人因未达到预期斗争目标，名为进厂复工，实则在厂里“观望”动静，并未真正开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