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工人在抗战相持阶段,坚持隐蔽分散斗争(2)

2017-12-04 17:17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摸金校尉手机版

　　随后，日伪当局从1941年春到1942年秋。在实行“良民证”、“临时旅行证”、“严禁收听短波广播”的基础上，接连开展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第一次从1941年3月3O日到4月5日，主要进行户口检查，搜捕抗日分子，强化保甲制度。第二次从7月7日到9月6日，历时两个月，“对市民发放居住证，进行大检查”，“对窝棚住民及乞丐发临时户籍证明书”，成立“剿共工作班”、“反共视察班”、“警探网”等，强行“自肃运动”，以镇压抗日活动。第三次从11月1日到12月25日，主要加紧对解放区的经济封锁和对占领区的经济掠夺，成立“经济调查班”，清查“津市现存各种重要物资细目”，设岗加卡“控制物资外流”，以保证“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的需要。第四次从1942年3月3O日到6月15日，历时两个半月，以“东亚解放”为目标，厉行“剿共自卫”，建立。“大天津市公署《通告》。东亚共荣圈”。在此期间，天津文化汉奸、记者出动，大量开展反共、奴化宣传报道。伪警察局成立“保甲自卫团”，监视市民行动。第五次从1O月8日到1O月底，要求“肃正思想”、“剿灭共匪”、建设华北”、“安定民生”、“完成大东亚圣战”。

　　但是，这一次又一次以“反共”、“建立东亚新秩序”为中心的“治安强化运动”，并不能达到其“掌握民心”、 “保证兵站基地”的目的，也挽救不了其走向失败的命运。

　　天津人民不甘心当亡国奴，生活在最底层的天津各业工人和劳动群众更是不甘心。广大工人每天在工厂劳动十多个小时，所得收入不能养家糊口，下工之后还不得不去当小工，扛河坝(即当装卸工)，拉胶皮(人力车)。生活没保证，生命也没保障，工厂象一座集中营、活地狱。据老工人们回忆，日资经营的工厂残酷统治工人的毒辣手段不下十几种。例如，日本工头随便打骂工人，时常有人被打聋、打伤、打残废;侮辱人格，罚工人下跪，甚至还往身上撒尿;强令工人长时间双手举重物，以至晕倒不醒人事;强迫工人“勤劳奉仕”，加班加点、打连勤、连轴转;克扣工资、口粮，施行饥饿政策;扣上思想不良、嫌疑分子等罪名送红帽衙门(日本宪兵队)或白帽衙门(日本警察署)惩治，有的被折磨致死，有的转为“劳工”去服苦役，惨死他乡;豢养汉奸、特务、工贼监视和控制工人私立刑堂，用“吊打”、“狗咬”、“过电”、“暴晒”、“冰冻”、“灌凉水、辣椒水”等手法镇压工人;发展一贯道、圣贤会等反动会道门，搞迷信，实行精神麻醉。

　　天津广大工人是有民族骨气的，并且具有反帝斗争的光荣传统;他们奋起反抗，不畏强暴，展开各种分散、隐蔽的斗争，巧妙地对付日伪当局野蛮的法西斯统治。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斗争。在最艰苦的岁月，天津工人的斗争一时也没有停止。抗战初期，“天津工人抗日救国团”发布《告工人书》，号召工人“不能无边的忍耐，斗争和战斗才是对付敌人的唯一办法”，这深深埋在工人们心底，时时激动着工人们的爱国斗争热情。天津广大工人从日伪法西斯统治的现实中渐渐明白一个道理：为了生存、为了民族，必须斗争;只有斗争才能打跑敌人，不受亡国气。出于民族义愤，为了生存下来，天津各行各业工人自觉、不自觉地投入各种形式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1，纵火焚烧工厂、仓库、物资、轮船，烧得敌人胆战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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