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尚昆秘闻录 一生最后悔做了两件违心事(2)

　　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在党的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96年12月，1997年3月、5月，杨尚昆三次同我们谈庐山会议前后情况。众所 周知，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左”，后来因为毛泽东严厉批判彭德怀的《意见书》，急剧转向了反右倾。他说，彭德怀的《意见书》是“导火索”，看来事情带有偶 然性，其实不然。据他分析，即使没有彭的《意见书》，庐山会议纠“左”的初衷也很难实现。书中，他详细讲述了庐山会议的一些细节。如7月21日，张闻天在 小组会上作了长达3小时的系统发言。在这以前，胡乔木听说张闻天准备发言，特意给张打电话，要他“注意形势，少讲缺点”。但是张闻天还是按照他准备的发言 提纲讲了。按照惯例，与会同志在小组会上发言，都摘要刊登会议《简报》。那天，刊登张闻天发言要点的《简报》刚刚准备付印，他就打电话来要求撤回。我就去 请示刘少奇。刘少奇说：“人家自己的东西，要求退回去，就退给他吧。”这说明张闻天在思想上也有顾虑。他在会上评说“大跃进”的缺点是冒了很大风险的。他 要求退还他的发言稿，对我来说也很为难，如果我不请示刘少奇就退给他，就会有人说我同“教条主义者”又弄到一块去了。

　　再如，8月10日，小组会上有人揭发周小舟在7月23日毛泽东讲话的当天晚上，在黄克诚处讲过“主席像斯大林晚年”的话。全场大哗。后来又有人 揭发李锐曾向周小舟转述田家英说过“将来有一天他调离中南海时，准备向毛泽东提三条意见：（一）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 （三）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这又引起巨大震动。李锐当场咬定这话不是田家英说的，是他自己的想法。会议转向批判李锐，被刘少奇制止，说李锐不是中央 委员，他的问题另外解决。

　　在书中，诸如此类的细节还有很多。杨尚昆说他一生做了两件违心的事，一件是1978年11月28日，为了尽快出来工作，违心地在留有尾巴的审查结论上签了字；另一件就是在庐山会议上违心地批判彭德怀。对后者，他一直是心怀内疚的。

　　所谓“秘密录音”事件，本来很简单，但在“文革”中被篡改为骇人听闻的“秘密窃听”，成了杨尚昆的一大“罪状”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曾两次批评录音工作，后来被称为“秘密录音”问题。“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四人帮”一伙把所谓“秘密录音”问 题炒得沸沸扬扬，并且把所谓“秘密录音”篡改为骇人听闻的“秘密窃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秘密窃听”一案得到彻底平反。关于这个问题，在一些老 同志如王芳（时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叶子龙（时任毛泽东秘书兼中办机要室主任）的回忆录里有反映，当事人刘吉顺（时任中办机要室专职录音员）也发表文章 谈自己的亲身经历。杨尚昆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是这一事件最主要的当事人，他是怎样评说所谓“秘密录音”问题的呢？20世纪90年代，杨尚昆撰写回忆录， 同中办的一些老同志共忆往事时，自然而然地说起所谓“秘密录音”问题。在书中，他谈到，所谓“秘密录音”，这个问题本来很简单，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把 它搞得神秘化了，说是“秘密窃听”，如此骇人听闻，其实只需几句话就可以讲清楚。“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秘密录音”就成了我的一大罪状，这是林彪、江青 一伙为了整人不择手段的例子。当然，首先是毛泽东不喜欢录音。但书中，杨尚昆同志坚持认为，录音不但不是他的罪过，相反是一大功劳。录音，就是为了保存党 的历史文献嘛！遗憾的是，1961年销毁了大批录音带，由于时间紧迫，抢救下来的东西太少了，不知有多少珍贵史料化为灰烬。

　　办公厅主任的工作像一张麻将牌，就是“听用”，党需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