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我所亲历的一二·九运动

　　1935年暑假后，我在北平清华大学开始读最后一个学年。这年冬天，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我是这个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当时我是一个普通的革命青年，还不是共产党员。关于党是怎样发动和领导这场伟大运动的情节我并不清楚，以后很长时间也没有作过调查研究，没有去向当时在领导工作岗位上或者接近领导的同志讨教，没有去查阅当时的报纸刊物和内部档案(甚至都有些什么档案也不知道)。在我的朋友中有写过一二·九运动历史的，如已经过世的杨述。我从来没有写史书的意向。我对党如何领导这场运动的了解只是靠那时和后来一些同志讲的零零碎碎的那些，因此没有资格去讲一二·九运动的全面过程。但是，我毕竟是亲身参加一二·九运动的人，在党领导的这场伟大的运动中受到教育，经过参加这个运动，提高了觉悟，使本人的人生道路更明确、更坚定，成为一个党领导下积极从事推进社会进步事业的革命者，后来还参加了共产党。因此我还是应该写一些关于一二·九的回忆文章的。在以往的那些年中，关于一二·九，我写过几篇文章，演讲的次数就更多了。抗战后，在国民党统治区我做过多次演讲。比如1939年初在粤北翁源周陂中学和1946年在张家口工业学校，我就对同学们做过关于一二·九的演讲，这是我记得很清楚的两次。听过我演讲的人，前些年还对我讲起听演讲时在他们脑中留下的印象。新中国成立后，我给青年们做这方面的演讲就更多了，几乎每逢一二·九纪念日来临的时候，总有人要我去演讲——当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那几年和最近几年是例外。此外还在许多次座谈会上发言。但是我始终没有系统地写过一二·九中我接触到的事情、讲讲自己在运动中的感觉和进步。今年是一二·九的70周年，《北京党史》编辑部的同志们约稿，我也想趁这个机会写这样一篇稿子，讲讲自己的故事，而且想写得细一些。我也只能写这样的东西。我希望今天的青年能对它有兴趣。

　　1935年11月27日晚上，清华大学礼堂又举行学生大会。讨论的问题还是在日本帝国主义越来越加紧侵略的形势下清华学生该怎么办。那天晚上到会的同学很多，虽然没有做到全都到会，图书馆里一定还有人在看书或写东西，但是那天到会的学生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大礼堂坐得满满的，讨论的气氛也特别热烈。一部分同学要求通电全国、上街游行请愿，另一部分同学反对，基调是学生要以学业为重，国事听候政府处理，不要冲动等官方的语言。最后的决议，通电游行都没有通过，但不再是“爱国有心，救亡乏术”，而是“应有所表示”这样一个很抽象的决议，至于作何表示完全没有涉及，这“有所表示”便是一句空话。而且可以看得清楚，在大会上激进和保守的势力几乎旗鼓相当，主张要发宣言的提案被否决，而根本不作表示的提案也被以显著的多数否决了。那一天晚上的学生大会辩论和表决的情况就是这样。

　　过了几天，学生们又在大礼堂开会了。在11月27日大会后的六天中，北平的报上登载了日本军队又采取了侵略行动，而华北当局有投降妥协的迹象。这是通过可靠渠道得到的新闻。于是有众多的同学向学生会提出要求紧急召开大会，于是这个大会就在1935年12月3日晚上举行。这次大会到的人数比上次更多。在这次会上主张应该积极行动的人占到了优势，但是大会上还是有激烈的争论。经过一番唇枪舌战，最后通过了《通电全国，反对一切伪组织、伪自治的决议》，并且决定联络北平大、中学校的同学一致行动，准备等北平学联的通知参加统一的请愿行动。

　　清华同学终于行动起来了!我对这次大会非常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