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八年抗日游击办报的艰难岁月（下）(4)

　　我们这支满怀抗日救国激情的新闻队伍来自五湖四海。主任邓拓是福建人，副主任洪水是越南人，记者仓夷是南洋华侨。他们那时都很年轻，多数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邓拓任报社主任时仅仅是25岁的青年。抗战中期又来了一些年稍长者，如副总编及副社长郑季翘、娄凝先、张致祥、胡开明、李荒等，他们也只有30岁左右。报社这支队伍从抗战初期的十几个人，逐步发展到500多人，抗战结束时达到700人左右。抗战期间，报社进出总人数达到1000多人。

　　由于报社的骨干都是共产党员，所以这支队伍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谁见过一边打游击一边出报纸，出一期报换一个地方的报社?谁见过腰里别着手榴弹的报社编辑记者?白天敌人来围剿，我们把机器纸张埋起来，在山沟沟里与敌周旋，晚上我们挖出机器照样出报，一天一期，期期不落。记者没有办公桌椅，或搬一块石头，或趴在膝盖上写稿子，照样写出高质量的消息、通讯和其它各种稿件。编辑没有电灯，在麻油灯微弱的光亮下照样编出整版的报纸。印刷稿件没有固定的车间，8匹骡子驮着印刷机在大山里与敌周旋，即使在四面透风的牛棚里照样能支起机器印刷报纸。发行人员没有现代化运输工具，他们肩扛背驮照样把报纸送达边区和敌占区读者手中。试问，这样的报社世界上哪个国家、哪个党、哪个军队有过?如果说有，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里才会有。

　　我们报社是一个团结的集体，大家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共同进步。编辑部里只有一匹马，是邓拓的坐骑，但是他经常把马让给体弱多病的同志骑。我们是个朝气蓬勃的团队，是个能文能武的战斗队，每人都担负着多种任务，既是编辑，又是记者，还是战斗员。办报时能写稿、编辑;行军时能侦察、放哨、搬运物资设备;遇敌时能与敌人武装对抗。在紧急情况下，编辑记者时常还被派出去侦察敌情，通过敌人封锁线去与地方党委取得联系。更不用说我们的特派记者常年在烽火前线上采访所冒的巨大风险了。

　　我们这个集体有着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在行军、采访和发行中与敌人遭遇、战斗是经常的，我们每个人都随时准备着为抗日牺牲生命，我们也确实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特派记者雷烨在平西、冀东、北岳山区转战4年，写了大量抗战通讯报道。1943年4月，他到平山县曹家庄去采访时被敌包围，他不顾个人安危，组织群众迅速转移，让和他同行的同志带领群众突围。他坚定地说：“你们快撤，要死死我一个。”他断后并与敌人交火，打死了好几个敌人后身负重伤，为了不当俘虏，他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当地老百姓怀念他，为他立了纪念碑，栽上了“雷烨树”。爱国华侨为纪念他，在他的牺牲地所在村建立了“雷烨希望小学”。归国华侨仓夷是报社的优秀编辑记者，转战前线6年，发表过通讯100多篇。他在一次采访回根据地途中遭敌人暗害，牺牲时年仅25岁。报社国际新闻编辑组组长、优秀共产党员、从贵州遵义来到敌后坚持抗战的胡畏;电务队台长、技术干部黄庆涛(至今尚未找到烈士的家属);报务员郑磊俊;发行人员、共产党员弓春芳、安志学;印刷工人侯春妮、曹斗斗在1943年反“扫荡”期间壮烈牺牲。他们为坚持敌后抗战，为党的新闻事业，把满腔热血洒在了晋察冀的土地上。英雄的遗骸被安葬在老根据地阜平县马兰村的铁冠山边。邓拓为这七位烈士赋诗悼念：故乡如醉远，天末切栖迟。沥血输邦党，遗风永梦思。悬崖一片土，临水七人碑。从此马兰路，千秋烈士居。报社的很多发行人员和交通员冒着敌人的炮火，身背报纸长途跋涉，保证了报纸发行的畅通。优秀发行员霍进礼在送报途中遇敌，壮烈牺牲。医生许力为了掩护报社病号转移而中弹身亡。报社烈士的英名镌刻在阜平县烈士陵园的“忠魂碑”上，永垂千秋!在游击办报中，报社共牺牲了40位同志，病殁了19位同志，他们为了祖国的解放永远长眠在燕赵大地上。每当想起这些牺牲和病故的战友时，我的心里就十分难过，他们还那么的年轻就早早地离开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