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八年抗日游击办报的艰难岁月（上）(5)

　　8月13日，日寇向边区北岳中心区进犯，平汉、正太铁路的敌人迅速逼近平山、灵寿北部山区，离报社驻地滚龙沟已经不太远了。敌情紧急，军区通知报社马上转移。报社为了多出报在原地坚持了10天。到8月23日，报社赶出了9期报纸，连续发了两篇社论《开展对敌宣传战》和《纪念百团大战一周年》，发了专论《识破并粉碎敌伪的治安强化阴谋》，转发了延安《解放日报》关于八路军、新四军在各地打胜仗的消息，还发表了苏联红军击溃德国3个师的胜利消息。这些社论和消息通过报纸迅速传递出去，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粉碎日寇“大扫荡”的信心。

　　8月24日，日军已经逼近报社的驻地滚龙沟，报社决定迅速转移，但前进的道路已被敌人切断。此时，报社与司令部失去了联系，敌情无法摸清，报社只剩下独立作战一条路了。在这种情况下，报社领导临危不惧，沉着应对，经过简短的磋商后，认为滚龙沟一带群众基础好，地形比较熟悉，决定就留在滚龙沟与敌人周旋。报社领导决定将报社化整为零，组成编辑、印刷、电台等若干小组，分散隐蔽在大山里活动，并随时保持联系，利用游击间隙力争多出报。敌人获知报社就藏在滚龙沟的大山里，于是在滚龙沟外的陈家院设立了据点，封锁了滚龙沟口，把报社团团包围起来。日寇在飞机的掩护下，从滚龙沟口由东向西“扫荡”，反复搜山。这天，日本鬼子步步进逼，敌机低空飞来飞去向报社同志们隐藏的地方轰炸扫射。社长邓拓和指导员谢荒田坚定沉着指挥大家隐蔽击敌。邓拓严肃地对秘书杨国权等五人小组的同志们说：“现在情况很严重，大家要从最坏处着想。如果敌人冲上山来，我们就和他们拼了，宁死不当俘虏!你们有手榴弹，在万不得已时，就拉开它与敌人同归于尽。我和老谢有手枪，会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报社各小组的同志分散在山上的深沟密林里与敌人周旋，敌人四处搜山，包围堵截，但就是找不到我们的踪影，只能无可奈何地朝山上乱放枪。我是编辑组组长，在战斗的间隙还组织编辑同志抓紧时间编稿子。在滚龙沟被围困的40多天里，我们还出版了30多期报纸。被传为佳话的“七进七出铧子尖”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在敌人频繁搜山，报社处境异常困难的情况下，报社的印刷点只好隐蔽到了沟掌里一个小山村铧子尖。所谓铧子尖，就是形容这里的山就像铧犁的尖头那样陡峭尖利。因为此地只有两户贫穷人家，我们人多没有房子可住，大部分人搭窝棚或露天而宿，而我们把最重要的“宝贝”印刷机安放在老乡那个没有窗户、四处散发着难闻牛粪味、用乱石垒起来的不足6平方米的破牛圈里，一期又一期的报纸就是从这个牛圈里印刷出来的。虽然条件异常艰苦，但是我们人人斗志昂扬。由于手工操作印报劳动强度很大，加上敌人封锁经常吃不到粮食，大家饿得浑身无力，只好到山上挖点土豆、萝卜、白薯充饥。大家日夜轮班出报，每天工作时间很长，实在太累了就在牛圈里铺上一层草，两个人背靠背休息一会儿。那段时间日寇频繁上山“扫荡”，敌情一天几变。敌人来了，我们就把机器和印刷用品包起来埋进土里，再盖上茅草进行伪装，然后大家迅速转移。敌人走了，我们挖出机器再继续印刷报纸。在敌人围攻的40多天时间里，我们曾七次埋下机器，又七次刨出机器来印报。报社的同志们就是这样在上有飞机轰炸、下有日寇搜山的情况下，克服着巨大困难，凭着坚决战胜敌人的勇气和誓死保卫边区的大无畏精神顽强地坚持出版报纸。仅仅在1941年反围剿的1年中，报社就有10位同志先后壮烈牺牲，还有4位同志因生病无法医治而不幸病故了。当年在日寇围攻中游击办报的艰难，如今的新闻人是难以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