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贵州报业概观

　　从1937年11月国民政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到1946年5月5日发布《还都令》还都南京，在这八年半的时间里，中国的政治中心因战争形势不得已而西迁重庆，一大批经济实体和文化单位也因战事西迁至四川、广西、贵州、云南等地，对当时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地处偏远的贵州作为四川、重庆至云南的中间站，人口的迁移、时局的变动反而为其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次难得机遇。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贵州先后出现过几十种报纸，有官办的也有民办的，有本土创办的，也有外地迁来的，政治倾向也各不相同，这是近代贵州报纸发展的高潮时期。民国时期贵州影响较大的四份报纸，在这一时期形成规模。《革命日报》《贵州晨报》《中央日报》(贵阳版)、《贵州日报》四家，都是国民党或贵州省政府控制的。其中规模最大者为《中央日报》(贵阳版)，发行量在1.8～2.2万份，是国民党中宣部所辖的报纸，1938年由武汉迁到贵阳，主要宣传国民党的政策和主张。《革命日报》与《贵州日报》(1940-1949)两者有沿革关系。1935年2月10日创刊的《革命日报》，1940年1月1日更名为《贵州日报》(1940-1949)，在四大报中出版时间最长。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提到的国民党贵州省政府机关报《贵州日报》(1940-1949)与我们今天的《贵州日报》除了名字恰巧相同外，内容与性质上没有任何联系。

　　此外，先后还有《力行报》《时事导报》《大华晚报》《南明晚报》《诚报》《艺风》《黔灵晚报》《天下报》等本土报纸和《大刚报》《民报》《人报》等外地迁来的报纸。其中，《新华日报》1938年在贵阳建立分销处，并与贵阳生活书店、读新书店及遵义、平越、镇远等地的进步书店建立发行网秘密发行报纸，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至1940年第二次反共高潮前夕转移到外地。

　　这一时期，报纸的国际国内新闻，多由中央通讯社贵阳分社(1935年成立)提供;省、市、县新闻，则由外勤记者采访，或由通讯员供稿。20世纪40年代贵州的报纸中以《中央日报》(贵阳版)的现代化程度最高，该报自备有电台，直接可收重庆中央社播发的新闻，边收边编，其新闻的时效性在当时贵阳的报纸中最强。而当时贵州省政府的机关报《贵州日报》以反映本省新闻为其一大特点，是贵阳四大报中最能体现出贵州本土气息的报纸，常有本省各地方的特约通讯稿，还专门设有一个“省市简讯”栏目。

　　当时贵州存在的报纸类型有日报、晚报、五日刊、周刊、半月刊、画报。这些报纸种类中最多的是日报，约占20%。1944年起晚报出版增多，成为与日报并驾齐驱的报种。此外，各报都非常重视副刊的宣传和娱乐功能。从《中央日报》(贵阳版)到国民党系统的《贵州日报》，副刊也是当时贵州报纸的一个亮点。《中央日报》(贵阳版)有综合性副刊《前路》，综合性周刊《星期天》，还出版过《文艺周刊》《革命青年》及一些临时特刊。抗战末期还办过四开版的《晚报》。1940年1月1日更名的《贵州日报》沿袭了其前身《革命军》的部分副刊，还开辟过《大十字》《边铎旬刊》《社会服务》《社会研究》《国学》《农业》《学艺》等多种副刊，1945年起还一度发行过晚刊。其中《革命军》副刊以宣传新文化、传播新思想为主要内容，是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个副刊;《社会服务》是一个服务大众日常生活的副刊，在当时的报纸上也很有特点。

　　据统计，民国时期贵州的报纸达400种以上，其中多数是在这1938至1946年间出版的。从1935年5月起，国民政府在贵州存在14年半，1935至1937年贵州先后办有10多种报纸，但至1937年4月调查，贵阳报纸仅存《革命日报》《贵州晨报》《黔风报》《民众日报》《民生日报》5家。而40年代后期，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国共两党的矛盾更加激化，国民政府加强了对贵州民营报纸的监督和审查，进步报纸遭捣毁、记者被逮捕之事，屡见不鲜，报纸数量急剧下滑。直到解放前夕，随着国民党军事上的全面溃败，贵州报业也迎来了新世界的曙光。(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 责任编辑/李 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