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孤岛”时期的抗日出版活动(3)

　　为了躲避租界和日伪特务的审查，爱国文化人士借助翻译外国作品来出版进步书籍。这一时期各种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百花齐放，以战争为题材的进步文学作品尤其受到重视，如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双城记》，苏联作家高尔基的作品《人间》，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光明书局出版了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龙门书局出版了美国作家米歇尔的《飘》等，许多翻译作品都成为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的精品之作。如李健吾译罗曼・罗兰的剧本，朱生豪译莎士比亚的剧本，梅益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傅东华译《飘》等，这些作品对战时的上海乃至中国，甚至后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出版后，就迅速成为青年的励志之作。众多文学作品的出版，对于日伪统治下的上海人民来讲，既是文化上的熏陶，更是精神上的激励。

　　这一时期，开明书店还出版了巴金的旧著新作，如“激流三部曲”的后两部《春》《秋》，体现了“孤岛”时期文学艺术的高水平。世界书局出版的郑振铎、王任叔、孔另境主编的《大时代文艺丛书》，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还有林迭肯主编的《拉丁化新文字丛书》，包括《中国拼音文字的出路》《中国拼音文字的整理》《国语拼音课本》等，对中国的文字改革提供了研究资料，具有进步意义。虽然“孤岛”时期也有出版社为了经济利益出版了一些迎合富商、市民需求的低俗读物，但这不是出版的主流。

　　四、不畏迫害利诱，与日军斗智斗勇

　　上海“孤岛”时期的进步出版活动，受到日军的极端仇视，他们把留在上海的文化进步人士列为重点打击对象，不仅通过租界干涉，而且直接制造各种绑架、暗杀活动。据许觉民回忆，当时意大利人范士伯写了一本英文版图书《日本的间谍》，揭露了日本间谍活动的残酷内幕，翻译家罗稷南看到此书后，感觉这是一本暴露日军暴行的绝好读物。他向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编辑部申请由他来翻译此书，并署以笔名“尊闻”。该书出版后在“孤岛”销量很大，引起了日军的注意。日军通知租界的工部局追查此案。工部局查明此书的批售来源是远东图书公司，就将经理黄晓萍抓走。黄晓萍在狱中受尽严刑拷打，拒不交代实情，书店经过多方营救将他赎出，但他不久即病重逝世。

　　打杀迫害文化进步人士的事件自然不止这一件。上海沦陷后，日伪找到世界书局的原负责人沈方知要求合作，遭到断然拒绝后，1938年日军将定时炸弹携带进世界书局在福州路的发行所，造成职员一死一伤。当时沈方知在病中留下了“近遭国难，不为利诱，不为危险”的遗嘱，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文化出版书店的负责人陆蠡先生，因出版进步书籍被日军抓捕，在狱中坚持正义、毫不屈服，惨遭杀害。“孤岛”内的文化志士除了面临着政治迫害，还受到严酷的经济威胁。受战争影响的上海租界，物资匮乏、物价飞涨、人满为患，很多文化人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穷困生活，可是拮据的经济条件，并没有消磨文化志士的爱国意志，当日军指使汉奸企图用一张支票收买郑振铎时，即被他严词拒绝。

　　“孤岛”内的有识之士没有被侵略者的凶残吓倒，他们巧妙地利用各势力之间的矛盾，和敌人斗智斗勇。为了躲避审查，他们给出版的图书取了隐晦的名字，有的出版社不公开地址，秘密出版进步图书。为了将出版的抗日图书运送到全国各地，他们经常把书混杂在章回体小说或日伪图书里带出，或把后者的封面撕下，贴在进步图书的封面上。此外，他们或改用托运书刊的办法，“托常跑上海的零担商船运送……也有交通员在运书途中被日寇捕去杀害了”，或打通邮局的关系，“直接由支局封发，能避免日方人员的检查”。⑦通过各种方法，“孤岛”出版的进步图书被运送到上海沦陷区和大后方根据地，给全国人民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精神食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