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孤岛”时期的抗日出版活动

　　摘要：上海“孤岛”时期的图书出版紧紧围绕“抗日救亡”主题，迅速反映局势变化，针对性强，表现形式灵活，宣传进步思想和先进文化，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资本论》等大量精品图书，鼓舞了上海乃至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和抗战信心，也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关键词：“孤岛”;抗战;图书出版

　　1937年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后，由英美控制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为了上海的“孤岛”，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完全沦陷。上海“孤岛”时期，在极其艰难的斗争条件下，中方许多爱国文化人士出版了大批抗日救亡的进步书籍，宣传进步思想文化，在舆论前线为抗日救亡鼓与呼，鼓舞着上海和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斗志，坚定了民众的必胜信念，为全国人民开展抗日救亡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孤岛”时期图书出版业依然繁荣

　　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后，上海一些有实力、有影响的出版机构，大多因战事蔓延而迁徙到后方各地，但是，由于租界内暂时保持了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和生活秩序，一批文化精英、艺术名家仍然留在租界，使得“孤岛”的文艺、出版活动依然活跃，因为租界尚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思想和言论自由在这里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另一方面，受日本扶植的汪伪政权在租界内大肆捕杀革命群众和抗日爱国人士，暗杀和恐怖活动盛行。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租界内的爱国文化人士和共产党人仍顽强不屈，利用英法等国与日本的矛盾维持着生存斗争的一点空间，积极出版进步图书，宣传抗日救亡，出版各种图书有五六百种之多。①

　　上海沦为“孤岛”后，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为了领导“孤岛”的抗日救亡运动，重建了江苏省文化界运动文员会(江苏文委)，成立了复社、北社和新知书店等秘密出版机关，翻译出版了大量抗日进步图书。一些社会知名度很高的出版社选择了坚守，如上海读书生活书店、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文化生活出版社、开明书店、世界书局等，仍活跃在“孤岛”，出版了很多进步书籍。上海读书生活书店历来是以宣传抗日、出版进步书籍而知名的，为了在“孤岛”生存下去，书店“乘福州路上的神州国光社收歇之时，承租下来开设了远东图书公司”②，改头换面之后，继续出售读书生活书店和其他书店的进步出版物。另外，上海“孤岛”没有随众撤离的各书店留守人员，还肩负着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的印刷造货任务。因为上海的印刷技术和印刷机器先进，上海印刷的书籍字体清晰而精美，价格又很低廉，所以许多内地的书刊选择在上海印刷，再通过海路辗转运到全国各地，这极大支持了大后方和根据地的抗日出版事业。上海“孤岛”图书出版的繁荣，使得一些在上海失陷后已迁往内地的出版社，也纷纷派人返回“孤岛”设立办事处。

　　二、以“抗日救亡”为图书出版基调，鼓舞民众的抗战斗志

　　“孤岛”时期的上海，人民生活困苦，为了鼓舞人民的抗日斗志，坚守的出版机构主要以抗战为基调出版图书、报刊，鼓舞人民坚持斗争。1937年，复社负责人胡愈之得到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英国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这部报道性文学记录了1936年6月至10月斯诺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进行的实地采访，介绍了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许多红军领袖的情况，报道了中国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胡愈之认识到将此书介绍给中国人民的现实意义，他克服经费短缺的种种困难，约请了十余位共产党员和进步学者，不到一个月就将该书翻译完成。为了躲避租界的出版审查，胡愈之将此书的原名《红星照耀中国》改成了《西行漫记》。1938年2月，《西行漫记》中译本出版后，迅速在中国读者中流传开来，不到一年的时间连续再版四次，轰动国内外，大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民众中的影响和威信。许多热血青年看了此书后，奔赴延安，走上革命的道路。美国历史学家拉铁摩尔说：“在人们政治上思想苦闷的情况下，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就像火焰一样，腾空而起，划破了苍茫的暮色……那本书里没有什么宣传，只有对实际情况的报道，原来还有另外一个中国啊!”③中国红军和领袖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内容，给遭受侵略的国人以极大的鼓舞和胜利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