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贵州文学(2)

　　全国众多的文化名人到贵州他们或教书,或讲学,或参加文化活动,组织文学社团,团结奋进,积极抗日,把北京、上海等文化中心的新文化空气迅速传播到贵州。为贵州的抗日文学高潮的出现提供了条件;也为贵州培养了一大批文学创作人才,贵州的文学也因此获得极大的发展机遇和条件。除外地来黔的文化名人外,贵州返乡的文化名人有,贵阳籍作家谢六逸1937年从上海返回贵阳,遵义籍著名作家蹇先艾在1937从北京返回贵阳,遵义务川籍著名作家寿生1938年也从北京返回家乡。诸多文化名人到贵州,他们或教书,或讲学,或参加文化活动,把北京、上海等文化中心的新文化空气迅速传播到贵州。这样贵州在这时期拥有一流高水平的文学创作和培养文学创作队伍的人。为贵州的抗日文学写作高潮的出现提供了条件;也为贵州培养了一大批文学创作人才,贵州文学因此获得极大的发展机遇和条件。

　　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期间贵阳先后出现了70多种文艺刊物和报纸文艺副刊,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贵州晨报·每周文艺》、《贵州日报·新垒》《中央日报(贵阳版)·前路》、《大刚报·阵地》《南明晚报》等,刊物有《文讯》《离骚》《新年代》《自强》等,不论它们出现时间的长短,都为旅居贵州的作家,以及贵州的本土作家,文学青年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文学园地。

　　最为让人瞩目的是由于文化名人的到来,文学社团的涌现,“过去在贵州从未出现过的文学性社团,诸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日救国会、狼火文艺社、中国诗艺社、大夏笔会、中国写作协作会大夏分会等,也纷纷成立,开展活动。本地文艺性书报刊的出版发行相当活跃,外地如桂林、重庆、成都、昆明、香港等地出版的文艺书刊,如《抗战文艺》、《文艺阵地》、《文艺杂志》、《文学创作》等,也大量输入贵州。所以这些变化,使得长期为封建军阀统治、文学事业极为冷清萧条的贵州省特别是省会贵阳,文学艺术突兀地呈现出一种战时的、空前的畸形繁荣。”(何光渝:《20世纪贵州小说史》P.146)。1940年2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贵阳分会(贵阳文协)在贵阳成立,它是当时贵州影响最大、活动最广的一个抗战文艺社团。当时“文协”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得到了贵州进步作家和文学青年们的拥护,他们走到民众之中,真正体验了民众战时颠沛流离、苦难的生活,抗战的热情,在人民群众中吸收丰富的营养,从而在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在写作上走向切实的现实主义,担负起民族救亡的使命。由谢六逸、李青崖、张梦麟、蹇先艾、吴道安、田君亮、曹未风等知名作家教师担任理事。一方面组织一些文艺座谈会、建立文艺通讯网,发起为贫困作家募集援助基金,促进贵州的文艺活动:一方面编辑各种各种刊物,有力的促进了贵州抗战文艺的发展,客观上也培养扶持和培养了贵州的文学创作人才。

　　四

　　众多的外来作家、黔籍回归作家以他们的作品直接影响和带动了贵州文学的发展。抗战期间,有大批作家迁徙逃难到西南大后方,与贵州比邻的桂林和重庆因而成为国

　　统区的文化中心。一些作家或寄居、或往来于贵阳。巴金曾一度寄居于贵阳花溪,在此写作了《生与死》、《妇与夫》等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憩圆》的大部分,小说《第四病室》也是他以在贵阳的素材而写作的。他曾将《第四病室·前记》寄到蹇先艾交《贵州日报·新垒》上发表。沙汀的《范老师》,卜宁(即卜乃夫、无名氏)的长篇小说《荒漠里的人》,艾芜的《月夜》,端木蕻良的《他》、《复活》等小说也先后在贵州的一些报刊上连载发表,引起人们的关注,给予贵州文学青年极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