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的回族（19）(9)

　　东南亚华侨本来积极的爱国热情，经南洋访问团的工作而益形高涨。访问团所至之处，无不受到热烈欢迎，迎来送往、宴会茶会、参观拜会、演讲座谈应接不暇。侨居当地的回胞，久与祖国少有联系，借助南洋访问团的居间努力，情况已大为改变，激发了他们支援祖国抗战的热忱。通过宣传和揭露日寇的虚伪挑拨，不仅使南洋数千万马来人了解了中国抗战真象，洞悉了日寇的奸计，而且使当地土著与华侨问的隔阂得以化解，进而也得到马来人对中国抗战的有力支援，使固有的传统友谊得到新的发展，当地马来人把南洋访问团与郑和下西洋相提并论，称访问团为"三保重来"。

　　凡此种种事例，在历次访问团游历访问过程中，常有发生，不胜枚举。亚洲穆斯林各国及其人民对于中国抗战倾注了极大的关注和舆论支持，上述事例当足以证之。

　　3.推动和发展了中国与亚洲穆斯林各国的外交、文化关系

　　抗战前，中国只与埃及、马来亚等少数几个穆斯林国家保持着外交关系，而与其它穆斯林国家间既无外交关系，亦缺少交往。在有关国家，除了侨胞与流亡回胞之外，往者寥寥。据载，在抗战初期，埃及有中国商人不过40-50人，留学生20多人;土耳其只有两三个留学生，黎巴嫩有两人，其余如叙利亚、伊拉克、伊朗诸国，竟无一人。中国回胞国民外交活动开展以来，中国与各国间固有的友好交往不仅得以恢复，而且有了新的长足发展。

　　首先是设立领事馆和互派领事。1939年9月，国民党政府决定在沙特阿拉伯吉达港设立领事馆，并由王世明任副领事。吉达港位于红海东岸，是沙特阿拉伯惟一的出海口，它距离穆斯林圣地麦加约50公里，是各国穆斯林经海道前往朝圣的必经之地。按宗教惯例，非伊斯兰教者不得进入麦加圣地，故各国驻阿使馆均设于此。但为了交往工作的便利，各国使节多选伊斯兰教徒担任。中国选派的王世明即为回族人，曾是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成员之一，熟悉中东各国国情，也与华侨及商人、留学生有密切联系，故被委以此任。早在1930年，王曾善等人从土耳其游学归国，多次建议注意中东外交，派遣使领，修复中国与中东各国关系。1936年，中国驻苏联颜大使曾奉命就近在莫斯科与沙特驻苏公使对设领问题交换意见，不久沙特政府表示欢迎中国派驻领事。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归国后，"观感所及，尤觉近东外交有即时开展之必要"。又提出设领建议，而马赋良及孙绳武也都对设领提出建议，终得采纳，遂有在吉达设领之举。按中国回教救国协会《联络回教世界计划大纲》的设想，在吉达设领，负有招抚新疆流亡教胞，为中国朝觐回胞提供便利，与各国使领进行联络，增进与回教世界之联系，与沙特政府加强联系，增进彼此关系等四项使命。由于吉达港的特殊地位，有人以为在吉达设领，"实等于任驻全近东"而便于同整个中东的联络。1940年1月初，王世明经香港前往吉达赴任。在吉达设领，这是抗战以来中阿之间关系由国民外交上升为国家外交的一个转折点。

　　吉达设领不久，中国与土耳其又互设公使馆，建立了外交关系。几乎与中国决定在吉达设领的同时，土耳其总统伊斯梅尔签署命令，派其外交部参事、前驻比利时代办席帕希为特命全权公使驻节中国。1939年12月21日，席帕希转道香港乘飞机抵重庆。次年1月，国民政府决定派遣张彭春为特命全权公使，出任中国驻土耳其第一任公使，于是"中土两国的正常外交关系始告完全确立"。土耳其位于小亚细亚半岛，是横跨欧亚两洲的中东大国。土耳其人是隋唐时从中国中部西迁的西突厥的后裔，近代以来，也遭到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中国曾被西方列强称为"东亚病夫"，而土耳其则被欧洲人称作"近东病夫"。1923年，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革命获得胜利，摆脱了殖民主义统治，建立独立的民主共和国，走上民族复兴之路。1927年，土耳其政府曾派福特培到南京，任土耳其驻华代办，与中国商订商约之举中土互派公使后，中国舆论给予特别的重视，席帕希到任，亦受到国民政府及回族上层人士的热烈欢迎。当时，回族刊物《回教论坛》曾发表评论，对中国驻土公使提出三点希望：一是加强我国与穆斯林世界的联系，"促进中土邦交既以联络反侵略国家为重要目的，亟应从加强我国与回教世界着眼，使近东和远东的集体和平趋于一致";二是增进与近东各国的经济关系，因为经济关系是邦交的基础;三是保护流落近东的新疆同胞。足见中国人民特别是回胞对发展两国关系抱有极高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