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献:中共抗战的历史见证(2)(7)

　　三是中共高度重视教育、训练培养做民众工作的人员，取得了巨大成效。1936年，中共在上海的报纸刊出西北抗日军政大学招生广告，宣告该校宗旨是为抗战培养训练大量军事政治干部，为此招收各地革命青年、军官、爱国志士入学。日本情报机关得见，即全文译出向当局报告。(参见《西北抗日紅軍大学の学生募集運動》，《外事警察報告》第167号，第112—114页。)而后来日方在提及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动员、组织民众时，也多认为相关人员受过很好的教育训练。如1939年1月，日本的华北方面军参谋部在绝密资料中指出：“延安有很多共产学校，学生达八千人，或受军事教育，或受政治及其他方面如宣传牌制作法的教育”，“进行训练后，相继将毕业生派到前线，增强工作队”。“各地共产游击支队分别设立干部学校，选拔支队内的排长、班长入学，在其他要地(编者列出五台山、任丘、霸县、博野、掖县、沛县、马门关——引者注)，旨在培养斗士的学校也有不少”。同时，共产党在地方上还将小学教师组织起来、进行训练，鼓励小学生向周围人宣传抗战。编者所得出的结论是：“共产党方面的教化工作与宣传工作热烈、巧妙而有组织性”，“华北民众仍在被他们获得”。(《方軍参特報第一一号·北支ニ於ケル共産軍ノ現勢教化工作並民衆ノ抗日意識》(1939年1月11日)，支那—支那事変北支—940。)至于华中的新四军，日方在其成立不久就得知：其教导营就是“为训练游击干部而设的学校”，“课程与在陕北的抗日军政大学及陕北公学相同”，“队员分别就团体组织、团体工作进行研究”，还常进行公开讨论，“毕业后到游击区指导训练各游击队，从事民众工作”。(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编《第八路軍及新編第四軍に関する資料》，第294—295页。)而到1942年，日军惊呼：“新四军可以名之为政治军队”，“其政治力量渗透显著”，故无论是在其根据地还是游击区，“民众都有旺盛的抗日意识”。(登集团参谋部：《蘇北ニ於ケル新四軍ノ情况》，第1、3页。)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在十分艰险的环境下，领导军民建立了众多根据地，并在与野蛮残酷的日军反复搏斗中，使根据地不断扩大、巩固，为壮大抗日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创造了极为重要的条件。在此过程中，日方妄图摧毁抗日根据地而竭力寻求对策，为此探究抗日根据地存在和发展的因由。而1944年日方情报机构的报告，便集中反映了他们的看法。该报告写道：中共领导的根据地遍布于陕、甘、宁、晋、察、冀、鲁、豫、苏、皖、鄂、绥、浙、闽、琼，分为基本根据地与游击根据地两种类型。这些根据地支撑八路军、新四军等坚持抗战，同时还实行各方面建设，即：以共产党为核心，全面贯彻新民主主义，在政治上，按“三三制”建立政权以体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民主政治，经由各种团体将民众动员组织起来，号召拥政爱民;在经济上推行减租减息、合理征税、保护劳工政策，没收汉奸土地，开展合作社运动，发展生产，保护根据地内的自由经商，成立边区银行、发行“边币”“抗币”，平抑物价，并围绕军需与生活物资与日伪展开经济斗争;在教育方面，党政军不仅十分注重自身成员的教育，而且共同对民众普及教育，尤其是对儿童的教育，切合其特点而又善于引导其参与现实生活，很有成效;在文化方面，抗战文艺有广泛发展，出版了许多刊物杂志，音乐、舞蹈、美术等的创作也很活跃，戏剧、歌咏的影响巨大，而相关政策导向则重在贴近民众、通俗化。面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广泛存在及其全面而卓有成效的建设，报告作者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在中共影响下的边区人口，估计总共约有1亿”，而“600万党员领导中国(上接第66页)之日，大概就是中国‘赤化’之时了”。(参见日本大东亚省总务局总务课编印《中共概説》，第21页。)可以说，这是其对日本终将失败、而中国共产党则肩负着中国未来所作的一种惶恐无奈的预告。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