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献:中共抗战的历史见证(2)

　　三、见证之三——中共领导军民展开持久、全面抗战

　　关于这个问题，早在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所作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就已作了全面总结，后来我国学界很多史著也有翔实叙述。笔者在此只提及所见抗战期间日方的一些相关反映，以作为补充例证。

　　(一)对于中共指导抗战方针的反映

　　1939年，一位自称“致力于灭共已有8年”、且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到华北从事特务活动的日本人深田悠藏，在本国的改造社出版了一本《中国共产军现状》，指出：中共能适应中日矛盾激化、国内形势剧变的状况，并与共产国际发动的世界反法西斯人民战线运动相呼应，在理论上从国内阶级斗争转向对日抗争、从反抗国民党转向国共再次合作，从而促成了举国一致、各党派团结的局面，“国共共同成为抗日战争的中心力量”。正因为深田悠藏看到了中共方针对中国全面抗战局面的形成发生重大影响，所以在1938年10月武汉陷落、中国开始从防御转到与日军相持的关口，就对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论新阶段》极为关注，认为其中“凝聚了共产党今后的对策”，而加以译介。他指出：毛泽东通过总结全面抗战开始以来的经验，提出了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认定中国将获得最后胜利，而支持持久战并获得最后胜利的唯一道路只能是统一发展全民族力量、发动民众克服困难;至于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条件，则主要是中国的进步，包括国内政治、军事、党务、民运、文化、教育等所有方面的进步，以及日本的困难、国际的援助。(参见深田悠藏：《支那共産軍の現勢》，东京，改造社，1939年版，第6、17—18页。)众所周知，毛泽东早在1938年5月发表的《论持久战》中，就已对这些论断作了系统的阐述。故深田悠藏又摘译了该书关于持久战的根据、持久战三个阶段及具体战略方针、主动性和灵活性及计划性、统一战线等的论述，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宛如呵斥消沉的蒋介石一般”，辩明了在下一步抗战中“全面实行游击战之有利”，以此号召全国。他预感，“不管怎样，中国的抗战都将走到共产党的轨道上去”。(深田悠藏：《支那共産軍の現勢》，第40—56页。)

　　同年，日本满铁调查部编的《关于八路军及新四军的资料》，又对中共战略方针的贯彻情况作了叙述，称：中共领导的军队“相信持久战绝对能打败日本，且在迄今为止的战斗中能从单纯防御达到进攻或进攻防御，对抗战前途具有自信。相对于国民党军队将一个区域被日军占领视为中国领土的损失的想法，他们……认为这是民众斗争的开始……要与用现代武器充分武装起来的日军战斗并取胜，只能实行主动的游击战。所以，他们……将沦陷区改称游击区，为动员沦陷区内的民众参战，而更为积极地行动着”。并且，在武汉陷落后，连国民党当局也承认“游击战术对长期抗战是不可缺少的……中央军、地方军相继派游击军潜入沦陷区。作为八路军专利的游击战术，在现阶段成了对日抗战的主要战斗形式”。(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编《第八路軍及新編第四軍に関する資料》，大连，一番馆印刷所，1939年，第58、88—89页。)对于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持久战方针，日本侵略者极为敌视，身为大将的阿部信行在1940年写道：立足于四川盆地的重庆政府，对于日本来说已不足为虑，但是共产党的力量却延伸到中国四百余州，一举手一投足都极为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的命运，无论何时都主张对日抗战，阻挡了日本将中国殖民地化的“进路”，因而成了所谓“东亚新秩序”的头号大敌。(参见阿部信行为中保舆作的《最近支那共産党史》的序，东京，东亚同文会，1940年。)此外，日本在华特务机关也通过其报刊，对持久战方针大肆诋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