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献:中共抗战的历史见证(2)(3)

　　1940年10月，日本的华北方面军参谋部提出《对华北方面共产势力的观察》报告，称：在国民党一再明里暗中施压、阻碍的情况下，华北的八路军和中共其他力量仍“在以相当快的速度增长”，且“只要重庆方面想言和乃至有软化抗战意识的倾向时，总是马上抨击，以使其朝着抗战的方向”。八路军“在总体上编制微不足道，装备也不良”，但“斗志旺盛，机动性大(能做到一天行程约40公里、连续行军一周)，通晓地理地形，善于分散作战”，“其高层干部是经过磨练之士，有过去十多年中一直苦斗的历史，因而统御的才能相当可观……能巧妙指挥、运用分散在广阔区域的众多小部队”，“采用的战法是所谓游击战，极为巧妙、顽强地进行少数人的机动游击战，成了我治安的最大之癌”。(北支那方面军参谋部：《北支方面共産勢力ニ対する観察》(1940年10月1日)，第1、2、8页。陸軍省—陸支密大日記—S15—111—206。)

　　1941年4月，该方面军司令部回顾八路军在华北的战斗历程，写道：自1937年9月以来，八路军在华北各地进行游击战争，先后建立了晋察冀边区、冀南军区、在山东的第一纵队等，力量逐渐增长，而国民党军队则明显减少。两者都是日军的敌手，但八路军由于依靠动员民众，尽管在不断与日军作战过程中蒙受了巨大损失，却能很快恢复;而国民党军队由于对民众的依存度很低，每月只是在减少。现在华北的中心区域，已无作为国民党军队主力的正规军，其集结于鲁南及晋南地区，对华北日军已无威胁;但八路军自1940年5月以后扩大了队伍，明显将质转化为量。(北支那方面军司令部《北支那方面軍昭和十六年度肅正計画》所附《情報関係書類》之〈華北に於ける共産軍進出過程〉，支那—支那事変北支—740。)而到1942年，日方在叙述华北中日战况后得出的结论是：“吾人最须注意的，就是今后共产军不间断地在华北行动”。(东洋协会调查部：《支那最近の状勢概観》，东京，三秀舍，1942年版，第9页。)

　　对于新四军，在其刚成立之时，日方即声称要保持高度“警戒”，因为在九江沦陷后，长江中下游的国民党军队收缩了作战区域，但新四军“游击作战的主要目标是华中、特别是经济中心上海”，在福建、广东也有支队。(东洋协会调查部：《支那抗日作戦の現状》，东京，三秀舍，1938年版，第17页。)其后，在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的报告及总领馆警察署编印的所谓《治安月报》中，新四军在上海、浦东、金山、崇明、松江、川沙、南汇、太仓、昆山、常熟等地深入民众、进行游击战争的情况，就成了常有、乃至于固定的内容。(参见《支那事変ニ伴フ状況報告·支那各地報告·上海情報》(共5卷)所收1938年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的报告和总领馆警察署的《治安月报》。A—1—1—0—30之5—1—1。)1942年，日军登集团报告苏北新四军情况，指出其“依然苦于武器弹药不足”、以至于在战争中“要着眼于使用刀矛”，但同时仍承认其为“优秀”之敌，“持续抗战，强化根据地，为大反攻作准备”，尽管在1941年6月遭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但仅隔一年多时间，仍“显出异常的发展”。以此推测未来，日军如果拿不出新招、继续依靠伪政权和伪军，就无法阻止新四军“随处产卵增殖，并通过地下工作进行看不见的蚕食”。(登集团参谋部：《蘇北ニ於ケル新四軍ノ情况》(1942年11月11日)第一章题记及第1、3、7页，陸軍省—陸支密大日記—S17—50—87。)1943年，在长江中游盘踞以武汉为中心的一些区域、与国共军队作战的日本第11军，将战斗在以沔阳为中心的长江北岸三角地带的新四军视为“插进武汉中枢部的匕首”，说其“编成、训练、战法、民众工作等有浓厚的共产军色彩，武器弹药等也是自制”，在数量上不可小觑，且善于利用水濠沼泽，有众多堡垒工事，虽然日军曾为摧毁新四军进行过所谓“沔阳作战”，但并不能达到目的，以至于在1943年还要进行所谓“一号作战”，“以图改善、强化本军的战略态势”。(《昭和十八年武漢地区に於ける第十一軍の作戦指導》，第156—157页，支那—大東亜戦争武漢—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