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伪国民政府始末（二）(3)

　　梅思平把重光堂密约抄在丝绸上，缝在西装马甲里，于11月26日带到重庆，向汪精卫、周佛海汇报。但最后汪精卫比较动摇，决定了又推翻，推翻了又决定，在周佛海等人的劝说下，终于下决心选择“和平救国”的道路。多年跟随汪精卫的陈公博并不知道汪精卫与日本秘密商定的和平计划，汪精卫把在成都任四川省党部主任的陈公博请来，希望陈也参加他们的和平计划。陈公博看了“重光堂协议”后徒然变色：“汪先生，这协议书是哪儿来的?委员长他知道吗?”周佛海说：“委员长暂时不知。”汪精卫说：“委员长不出来议和，我准备来议和，不然，焦土抗战，死且不知!”陈公博听后不安地说：“汪先生，依公博之见，先生这样做恐怕是难为人理解的，还可能出大乱子。”汪精卫则向陈公博解释说：“你我相处二十年，患难与共，我这次到外面去，和以前一样非常希望能够得到你的理解和支持。有路可走，我是不会离开重庆的，可现在只能离开重庆才能去谈和。我在重庆谈和，人家定会误以为是政府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我离开重庆，那么和谈便是我个人的主张了，如果交涉得当，再来劝政府，由政府出面接受。如果政府仍然执迷不悟，那就只能撇开他们另组班子了。我与佛海一批人的良苦用心，将来是会得到国人理解的。”周佛海也劝陈公博说：“历史的评价问题，牵涉到战局如何发展问题，很复杂，不是我们今天所能定得下来的。成事在天，谋事在人，要谋事总要付出代价和牺牲的。”陈公博见众人都同意，只好说：“你们都统一意见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不过我总觉得这事还欠考虑，背著政府去和敌方谈和，无论结果怎样，总还有个立场问题。更何况还牵涉到要组织另一个政府问题，而日本方面是否有此诚意?此事须得慎重，最好放弃。”不过最后陈公博表态：“汪先生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我不想留在四川，眼看众人在我面前骂汪先生，更不愿被别人看成是汪先生留在政府里的密探。”

　　当时从抗战后方重庆外出的道路有两条：一条由重庆飞香港，很捷便，但太冒险;一条是经昆明赴国外，先到安南(今越南)，再图北上。这后一条路比较安全，但问题是首先要征得龙云的同意，才好行事。在这之前，陈璧君就以视察抗战后方为名，分别到各地看看。到了昆明她见了龙云，谈汪精卫在重庆徒拥虚名，对国家无可贡献，很想换换环境;再谈抗日战争旷日持久，蒋介石总以非嫡系军队作牺牲，即使若干年后抗战结束，共产党势已坐大，西南风云恐亦变色了。边说边哭，龙云为之动容，向陈保证：汪先生如果来昆明，我很欢迎;如果愿意就此出国，我亦负责护送，一切决无问题。

　　因为事先陈璧君已从龙云处得了这颗定心丸，所以这次汪精卫等决定取道昆明。先是周佛海、陶希圣假名到各地宣传抗战去昆明(周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陶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央宣传部宣传委员)。继之，汪精卫亦称要赴各地作抗战演讲，由原改组派骨干、时任交通部次长的彭学沛为他购买机票，于12月18日带了陈璧君、曾仲鸣等飞昆明。

　　第二天，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由昆明乘坐龙云代包的一架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直飞河内，从此搞出一幕日本人提线的降日卖国、历时六载、终于幻灭的历史丑剧。

　　汪精卫“主和”偷偷摸摸，日本的“主和派”也阻力重重。由于这次发表的声明是正式声明，需要陆、海、外务三省协商后拟成正式文本，然而首先在最重要的参谋本部发生了意见分歧，参谋本部的要员坚决反对明确指出日本撤兵的日期，声称战胜国万不可做出向战败国许诺撤兵日期这样有损于国家威严之事，这样做太对不住前线浴血奋战的士兵。最后近卫向强硬派妥协，在声明中删去了“重光堂协议”中最为重要的日本撤兵一项。近卫在得知汪精卫于12月19日到达河内后，于1938年12月22日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

　　日方和平运动的发起者之一犬养健在他的回忆中，评论近卫的第三次对华声明时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