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敌伪政权始末（二）

　　早在1937年5月29日，日本陆军省就通过了发展军火工业的五年计划，规定把大批主要工业企业改为军需生产，大量地制造军火。日军侵入中国后，近卫内阁又于1938年3月制定了国家总动员法，进行生产统治措施。他们要在利用华北物资的基础上，把日本和伪满洲国的工业变为统一的战时经济整体，指派华北日军当局的平生醩熑捎胪蹩嗣舾萑*华经济提携原则，协议开发华北资源与控制华北矿产问题。于是在华北设置日华经济协会，作为开发华北资源的综合决策机关，下面设置华北开发公司，把原设在华北的华北交通公司和其他的株式会社都收为它的子公司。

　　伪组织为了用行政力量推进各公司在华北“开发”事业的进展，于4月1日把原属于伪行政部的实业局扩充为实业部，以王荫泰为总长。

　　前面说过，伪临时政府只是由日本的侵华军队扶植的一 批汉奸组织的卖国集团，不是中国整个沦陷地区的统一政权，还不能与日本互派名义上的大使，事事须仰承华北驻军的鼻息。因此王克敏要把临时、维新两伪府合流，组成一个统一 的伪中央政权，以便直接与日本政府相勾搭。

　　日本对华军事是以陆军侵略华北，以海军侵略华中，临时、维新两伪府就是他们陆海两军压榨中国人民搜刮战略资源的工具。王克敏提出两伪府合流意见时，日本陆军当局因为侵华是以华北为基础，逐步向华中、华南进展，如果建成统一政权，当然要以伪临时政府为主体，而将维新政府撤销，对陆军更有便利条件，就支持王的意见。可是南京的日本海军则以为把中央政府设在北京，他们将不能直接控制;汉奸梁鸿志等也因为私人利益的关系，不愿与华北合流。1938年5月王克敏曾去东京，希望日本政府予以支持，但日本的陆相坂垣也因陆海两军的事权不能统一，当时还不能实现中央政权，嘱王再与维新政府磋商。王返国后约梁鸿志在大连商谈，结果仍未能协调一致。梁只承认先采分治合作的办法，决定设一中介机关，作为统一政权成立以前的过渡机构。1938年9月22日在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政府联合会”，由双方各派委员三人组成。临时政府派出的委员为王克敏、王揖唐、朱深，维新政府派出的为梁鸿志、温宗尧、陈群。下设秘书、政务两处，以李宣威、夏奇峰分任处长。

　　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发出所谓号召和平的艳电，两伪府都意识到汪的企图所在，发出响应电报，各方面的视线也都集中到汪伪政权的出现，因而冲淡了王克敏策动伪府合流的野心。

　　华北群奸因在北洋政府中沉浮已久，各具一套尔虞我诈、树党结援的所谓处世之道。他们在彼此接待之间笑脸逢欢，恭维备至，而暗地里却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王克敏及他的亲信朱深、王荫泰、汪时璟、殷同等认为王揖唐卑劣无耻，便不断在工作上、生活上明显地或暗地里与他摩擦。王揖唐在政治上陷于孤立，为了避免正面的冲突，常以“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方法滑脱开他们的攻讦。1938年10月间，王克敏决定充实伪府机构，就是二王的矛盾由内心里的暗斗，发展到表面的明争的开端。

　　王克敏在组设伪府之初，虽窥破王揖唐要在伪组织中以超然地位，攫取政治实权的阴谋，但那时内外环境对自己尚不是完全有利，不得不暂时从权，而因人设官，为王揖唐成立赈济部。这时他看到日本侵华军事不断向前进展，国民党政府也在筹议西迁重庆，就乘机提出充实伪府机构方案。同时向王揖唐提出请他改任内政部总长的意见。王揖唐意识到，这是王克敏对自己的政治压力，但如果推托，以王克敏手段之毒，城府之深，很可能以伪府明令将赈济部裁撤，使自己陷入更被动的境地，于是不露声色地同意了王克敏的提议。由这时起，王揖唐因为个人已开始从正面担任伪府一部分行政责任，就揭开了他的伪装面目，公开地抢夺政治地位和人个权利，不似此前欲擒先纵，扭捏作态，与王克敏的矛盾也更日趋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