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敌伪政权始末（二）(5)

　　此次原伪临时政府的议政、司法两委员会，因华北无这类机构，于伪华北政委会成立后解散，议政委员会委员长汤尔和改任政委会常委兼教育总署督办。司法委员会委员长董康任政委会委员，两会的职员则分配给各总署任用。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是：委员长王克敏，常务委员王克敏、汪时璟、齐燮元、汤尔和、王荫泰、殷同，委员朱深、董康、王揖唐、苏体仁、余晋和、赵琪、江朝宗、马良、潘毓桂。

　　在伪国民政府公布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组织条例中明定关于防共、治安、开发华北资源、调节华北经济及对外物资需给关系，都可在“中央法令规定范围内为便宜之处置”。同时由于条例还规定华北政务委员会“受国民政府之委托得处理对外关系之地方事件”，日本政府既可理直气壮地把在华北实施的每一个残暴行为都作为“地方事件”，指挥他的驻北京大使，以外交方式策动华北政务委员会去执行，而华北汉奸们也可以明目张胆地作他们日本主子的鹰犬。

　　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使用的国旗是加有“防共和平建国”标志的青天白日旗，北京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在汪、王、梁青岛会谈时，曾唆使王克敏拒绝青天白日旗在华北地区悬挂。伪府建立之前的南京会谈时，王虽同意了在华北使用，可是日本军阀却以青天白日旗是他们侵华战争的对象，不愿重见于华北地区，于1940年3月底通知伪北京市政府转知市民仍以五色旗来庆祝伪国民政府“还都”。伪市长余晋和未敢决定，向王克敏请示，王知道这是日本驻军消极抵抗汪伪政权建立的一种露骨的表示，通令伪华北盛市政府以五色旗为新民会会旗，在青天白日旗未及普遍制成以前，以五色旗庆祝国府还都。五色旗遂得未因伪临时政府解散而消灭，仍树立华北地区，嘲笑汪伪政权的诞生。

　　王克敏在参加汪精卫召集的青岛、南京会谈的时候，他和梁鸿志都对日本方面负有借着扩大华北特殊职权问题故意延宕汪伪政权建成的使命。梁因为自己与华北的关系不大，伪府建成后他仍须受汪的领导，就把自己装扮成为一个帮衬角色，不过分地坚持日方意见。王克敏却在每次会谈，如涉及国旗、汪党流入华北、在华北建立政治分会和陇海路的管辖权等等问题时，都与汪争得面红耳赤。他还讥讽汪说：“你应当向我请教。跟日本人处事，应虚与委蛇。日本人难缠，你同他条件谈得再好，他到一定时期，也能翻脸不认帐。”王又同周佛海私下说：“我们60多岁的人，做汉奸没几年就死了，汪何必把一些青年人拖下水呢!”周也把这话告诉了汪精卫。

　　汪在汉奸群中总是板着一本正经的面孔，自己总以为是“党国元老”和具有自己主权的“国家元首”，最反对人家讽刺他是汉奸。王克敏的话，他认为是对他人格上绝大的侮辱，表示极端痛恨。这两个头号汉奸就因为卖国的观点不同，发展到极深的私人成见。汪政权成立后，王克敏私心惴惴不安，就向汪提出辞职的要求，汪当时还作一番形式上的慰留。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因为青岛、南京会谈的一幕，喜多虽未出场，但汪已明了他是幕后的导演者。为了避免喜多与汪政权在政治上的摩擦，将喜多调回本国。在这以前，北京特务机关已改为华北联络部，由喜多为部长。喜多去职后，日本派联络部次官森冈升充部长，另派盐泽继任次官。喜多是王克敏当汉奸的唯一支持者，他俩是用双簧剧形式一表一里地干着危害中国人民的勾当。当时人们曾给王起了一个“喜多王”的外号，意思是说，以王的躯壳装入喜多的灵魂。森冈在他任联络部次官时，不断地受王在话语上的顶撞;现在作了联络部长，是王的直接上司。这使王感到除了汪精卫对他施加种种压力外，又由于联络部的人事变动，调走了一个后台老板，升上来一个正面敌人，这样双重压迫，更加剧了他下台的决心。1940年6月7日，汪政权发表准王辞去本兼各职，推选为伪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和伪国民政府委员，任命王揖唐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常务委员和内务总署督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