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暮桥：抗日烈火熔新人(2)

　　第二，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我们指出了正确的政治方向。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坚定了我们抗日必胜的信心，认识到达到胜利必须经历的艰难曲折道路。《新民主主义论》和其他著作为我们指明了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光明远景，坚决跟着共产党走才是中国人民的唯一出路。党中央的每一个文件，新华社的每一条消息，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报刊的第一篇文章，都是我们很好的政治教材。我们整天生活在这种浓厚的政治气氛之中，怎能不潜移默化呢?

　　第三，抗大的教育方针和教育方法，对学生的思想改造也起了重要作用。我们的教育方针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从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每讲一门课都同学生的活思想结合起来。例如讲到封建社会就由农民来诉说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讲到资本主义社会就由产业工人来讲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剥削，讲抗日和反对国民党反动政策的时候，也由学生联系耳闻目睹的事实来共同讨论。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政策同学生的思想结合起来，有的放矢地编写和不断修改教材。我们的政治教育由教员集体备课，平时互相听课，星期天交换教育心得，讨论解决各种疑难问题。由于学生的阶级出身和文化水平不同，不能不因材施教，教员讲课后由政治教育干事进行辅导，在晚间参加学生的讨论，不但当场解释一些容易解释的问题，而且把疑难问题及时向教员汇报，甚至由训练处组织教员来互相讨论，使问题得到彻底解决。采取这种教育方法，不但教好了学生，而且教好了教员自己，使自己懂得怎样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利用有限的时间来收到最大的教育效果。军事课是把课堂教育与野外演习相结合，不但提高了来自部队学生的作战知识，而且使没有参加过战争的知识分子也学到了战争常识。在皖南事变中，教导总队的学生在政治部主任余立金同志指挥下，担负保护军部突围的重任。许多初次上战场的学生同样队形严整、进退有序地同敌军浴血奋战，使当场督战的叶挺军长看到他们高昂的士气和灵活的战术而连声称赞。

　　当时学生队大多数人三分之二时间学政治，三分之一时间学军事，培养政治工作干部。也有几个队三分之二时间学军事，三分之一时间学政治。毕业后除极少数人留下来当军事教育干事外，绝大多数当班排连级干部。新中国成立时，他们中许多人已经成为师级干部。可惜的是大约有一半人已经在十年战争中为国捐躯了。到现在从中央军委到大小军区，都还能够找到抗大的学生，在党政机关工作的高级干部就更多了。

　　抗大办学的条件是很艰苦的，当时一无校舍，二无教材，教员也很少，靠自己培养。祠堂、庙宇是我们最好的教室，晴天茂林修竹也可以当课堂。学生没有桌椅，都坐在背包(装着自己的每个班一只面盆(盛 菜)，这是吃饭的全部用具。农民家10平方米上下的房屋，铺上稻草就可以住一个班(12～14人)。教员也同学生过几乎同样的生活，在可能条件下有一间小屋、一张小床，在菜油灯下备课。许多时候是在战争的条件下进行教育。抗大五分校就在洪学智副校长领导下，在盐城以东荒芜的海滨进行了将近三个月的反“扫荡”战争。我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就是在行军中在膝盖上写成功的。其他几个分校，也或多或少经历战斗，特别是九分校战斗激烈，伤亡100～200人。最感人的是皖南教导总队的最后一期学生，在皖南事变中除少数人突出重围外，大多数人阵亡和被俘，被俘在上饶集中营继续英勇斗争。包括教育长冯达飞同志在内，多数人惨遭杀害，少数人越狱逃跑，回到抗大五分校或部队中去继续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