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身份”的抗日勇士(2)

　　在云南省档案馆，保存着一份西南运输处署拟的《华侨机工吴再春烈士殉职纪念碑文》。吴再春是马来亚华侨，1939年3月回国参加抗战，在滇缅公路上担任驾驶员，不幸感染疟疾，仍抱病坚持工作。1939年7月16日，车至龙陵路段时，突发故障，又恰逢天气骤变，吴再春唯恐车上运载的物资丢失，坚守车中不愿撤离，当救援车队赶到时，他却因疾病和寒冷离开了人世，所运物资丝毫无损。

　　行驶在滇缅公路上，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更是家常便饭。为了躲日军飞机，他们常常要夜间行车，危险更增几分，却无人退缩。

　　“海外归来志未酬，风尘仆仆群山头。轮盘日夜无停息，不复山河誓不休!”这是南侨机工第十一大队补充队倪鸿声1940年5月写下的诗句。1939年到1942年，滇缅公路共抢运约50万吨军需物资、1.5万多辆汽车及大量物资，其中大部分是由南侨机工运送的。据统计，将近一半南侨机工牺牲在滇缅公路上。

　　离合：生离死别多坎坷，“昆明”“大理”寄深情

　　1942年5月，为了阻止日军推进，中国军队炸毁了连接怒江两岸的惠通桥。部分南侨机工被隔断在怒江西岸的敌占区，许多人被日军抓捕杀害。

　　畹町南侨机工纪念碑管理所所长叶晓东是南侨机工的后代。他的父亲陈团圆，为了隐蔽身份，和当地傣族姑娘朗玉宝结了婚，但后来被人告密，遭日军活埋，当时叶晓东刚出生3个月。朗玉宝带着儿子四处躲藏，走投无路只能重新嫁人，叶晓东也随继父改姓叶。他最大的遗憾，是手头连一张父亲的照片都没有，经多方找寻却一无所获。“别人说，父亲可能是改名参加了南侨机工。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想看看父亲长什么样。”

　　少部分幸运者由当地老百姓掩护下来，与傣族姑娘结婚，成家立业。时隔多年，有从事这段历史研究的学者到访当地，还能根据英俊、整洁、勤快的特点，从人群中识别出傣族打扮的他们……

　　怒江东岸的机工们，命运也随着惠通桥的炸断而改变。机工们集体失业了，因为人地生疏，缺少保人，找不到工作，“无衣无食，贫病交迫，彷徨街头，檐下度夜的惨状令人不忍闻问”。风雨飘摇的时刻，纯朴善良的云南姑娘给了他们家的温暖，南侨机工们纷纷在当地成家立业。为了拍摄纪录片翻阅过大量南侨机工老照片的欧阳斌导演说，“即使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这些从南洋回来的小伙子也完全称得上帅哥，再加上他们有文化、有技术，赢得当地女孩子的芳心也就不足为怪了。”

　　现居保山的翁家贵，与保山籍的妻子相濡以沫超过70年。当年，翁家贵已经办好回南洋的全部手续，却因为妻子临时变卦而选择留下。罗开瑚的妻子方德和是大理人，与他携手走过50年，相夫教子、甘苦与共，直到去世。罗开瑚和翁家贵在第二故乡云南生活了70多年，讲话已带有浓重的云南口音。

　　他们中的另一部分，抗战胜利后选择了返回南洋。海内外热心人士为机工的南返付出了很多心力，陈嘉庚先生曾两次致函国民党政府，指出南侨机工是为了抗日救国回去的，华侨反对内战，南侨机工决不能参加内战，必须让他们复员回来。“运返少数机工，在政府系力所能及之事，并非挟泰山以超北海，端在肯与不肯耳。”1946年10月到11月，南侨机工上千人终于挈妇将雏踏上了南返的路程。然而，许多机工的亲人却没能等到这一天。1942年，马来亚沦陷后，南侨机工的亲属被日军视为“敌侨”，遭到残酷杀戮。

　　南返机工难忘他们抛洒了青春和热血的红土高原。回到马来西亚后，机工李亚留买了辆小巴士跑生意，车子取名“昆明”。另一位南返机工给两个女儿起名“昆明”“大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