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缅运输线上的南侨机工

　　“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侵略者为了加速实现其灭亡中国的侵略野心，妄图截断我国国际援华物资运输线，对我国沿海交通，包括上海、广洲、香港各港口和滇越铁路实行了全面的封锁，于是， 1938年 8月新开辟的起于昆明止于缅甸腊戍的滇缅公路，由此成为我国唯一的出海通道。大量的英、美、苏国际援华物资经仰光——曼德勒——腊戍部分铁路线运到腊戍，又从腊戍运到我国畹町，再转运到昆明。当时的滇缅公路呈现一派繁忙的抗日运输景象。

　　为支援祖国抗战，以陈嘉庚先生为首的一批爱国侨领，在新加坡组织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并在南洋各地展开爱国救国募捐运动。各地华侨积极响应，尽其所能捐款捐物，争相表现爱国之情。所筹资金由“南侨总会”向美国购买了一千余辆汽车，无偿捐赠给了祖国，以后又陆续捐赠了几百辆。

　　1938 年 9月，日军攻占了广州，负责办理英、美、苏等盟国援华物资内外转接运输工作的西南运输处，由广州迁至昆明。当时作为我国唯一国际陆路运输线的滇缅公路的军运，不仅需要大量的汽车，更需要大量的熟练司机和修理工。于是，运输处主任宋子良先生电请陈嘉庚先生在南洋华侨中代为招募。陈先生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地成立了“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在陈先生及其他侨领的积极倡导下，分散在马来半岛北婆罗洲，荷属东印度群岛(今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缅甸、越南等地的华侨青年，爱国热情几乎达到疯狂的程度，纷纷响应，踊跃报名，毅然决然地参加了“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

　　这些参加回国服务团的华侨青年，大部分是司机，有些是修理工、电工、焊工、补胎工、喷漆工、车工、翻砂工和模型工，有的则是商人、学生和医务人员。他们中一些人是贫苦华侨，有些则出身于富裕家庭，属中产阶级，受过英国教育，拥有商店和橡胶园。少数人也成家有子女，大多数是二十来岁的未婚青年。为了报效国家，他们放弃了待遇优厚的职业，毅然回国参加抗战，有的甚至瞒着父母虚报年龄秘密参加，有的或“抛妻弃子”投奔祖国。仅 1939年 3月至 8月，不到五个月的时间，陈嘉庚先生领导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就为滇缅公路抗战运输线输送了十批南侨机工，共计 3200余名。

　　各批华侨机工到达昆明后经过短期的军事训练和技术操作训练，编为华侨机工第一运输大队和第二运输大队。分别驻滇缅边境的遮放、腊戍，担任缅甸进出口的边境运输任务。有一部分则分到其他运输大队或公路沿线各修理厂、站，开始积极投入紧张的军运工作。在滇缅、川滇、滇黔，以至广西的河池、柳州、桂林，湖南的零陵、衡阳运输线上，南侨机工们不分昼夜，冒着严寒酷暑，在山高路窄，谷深万丈的公路上，在敌机轰炸和袭击中，不避艰险，流血流汗，把成千上万的抗战物资源源不断地运送到抗日前线。更值得一提的是：一些没有及时接到运输任务的侨工，看着其他战友一个个上了运输第一线，自己再也无法按捺住报国之心，纷纷联名上书主管部门，请求迅速下达任务，以便早日报效祖国。据档案史料记载，由西南运输处受训后分配到贵阳军事委员会后勤部汽营处汽车暂编连的 113名华侨司机和第九批第一大队的全体队员，由于各种原因，当局暂未给他们安排具体任务，他们深感不能为国效力，“无颜面对江东父老”，于是联名致函重庆军政部、西南运输处主任宋子良、“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竭力表明他们回国是为了支援抗战，不是来祖国享清福，虚度光阴，耗费国币的。希望当局尽快安排任务，以达报国之志。还有大部分已担任运输任务的华侨机工，在敌机轰炸、山高路险、瘟疫横行的艰苦环境里，不顾个人安危，带病坚持工作。有的牺牲在敌机的轰炸下;有的惨死于疟疾或行车事故中;有的拖着未完全康复的病体，又积极要求出征上路。诸如此类感人的例子举不胜举。据统计，从 1939年至 1941年，由滇缅公路运入国内的战略物资，包括汽油、汽车、兵工武器、弹药、机电、轮胎、医疗药品、棉纱、布匹、通讯器材等就有二十二万一千五百七十七吨。这些经滇缅公路源源不断运入我国的抗战物资，有力地增强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力量，保证了我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