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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氏高丽与高句丽有无继袭关系:从太祖王建的身世谈起

2017-08-28 12:55 来源:网络整理 作者:郭太白 手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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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

  高句丽政权灭亡于668年,而其民族也随之解体,其土地落入新罗手中。而经过250年的漫长岁月,新罗末年,一个声称要复兴高 句丽的政权通过兵变统一朝鲜,并建立了王氏高丽。高丽和高句丽仅有一字之差,所以有很多人认为它们有承袭关系,事实又是 怎样的呢?
  一
  要缕清王氏高丽与高句丽有无继袭关系,以及王建为何定国号为高丽,有必要先从王建的身世谈起,以究明其是否与高句丽 存在某种渊源。
  李氏朝鲜时期的正宪大夫郑麟趾,在其领衔修撰的《高丽史》卷首之《高丽世系》中称:“高丽世系,史阙未详”。接下来 引《太祖实录》称:“即位二年(919),追王三代祖考,册上始祖尊谥曰元德大王,妣为贞和王后。懿祖为景康大王,妣为元昌王 后。世祖为威武大王,妣为威肃王后。”总计为3行65字,便是所谓的高丽世系。至于其考之名讳、妣之姓氏、藉贯生平,品德 功业等,,概不知,只好用“史阙未详”四字回答世人的疑惑。做为一国之开国之君,其身世如此“史阙未详”实属世所罕见。 更何况此时新罗久已进人封建文明的辉煌时期,非是远古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原始氏族社会,焉有不知所从来!
  郑麟趾为了吊起人们追问的胃口,继续迷惑世人,于3行65字之后,大段引录金宽毅《编年通录》所载王建先人的荒怪传说 ,将其先祖追至第六代。称“有名虎景者,自号圣骨将军,自白头山(今长白山)进历至扶苏山左谷,娶妻家焉”,并“以猎为业 ”。后虎景遭遇猛虎,斗而脱险,又遇山神寡妇,结为夫妻。但“虎景不忘旧妻,夜常如梦来合,生子曰康忠”。康忠成人后, 娶西江富人女具置义为妻,生二子,长曰伊帝建,次曰宝育。宝育出家修道,“尝梦登鹄岺,向南便旋,溺溢三韩山川,变成银 海。明日,以语其兄伊帝建。伊帝建曰:‘汝必生支天之柱’,以其女德周妻之”。又有新罗术士,见宝育所居木庵曰:“居此必 大唐天子来作婿矣”。后德周生二女,长名失载,次曰辰义。唐玄宗天宝十二年(753),时为太子的唐肃宗,曾隐姓潜邂至松岳 郡,投宿宝育家,自称为大唐贵姓。宝育“認是中华贵人”,令其女辰义“薦枕,留期月,觉有娠”,生作帝建。王建称王后, 尊宝育为国祖元德大王,其女辰义为贞和王后。作帝建遇西海龙王,遂纳龙王长女翥旻义为妻,生四男,长曰龙建,后改曰隆。 后王建追作帝建为懿祖景康大王,龙女翥旻义为元昌王后。隆路遇一女子,貌似梦中所见之美人,“遂与为婚,不知所从来,故 世号梦夫人,或云以其为三韩之母,遂姓韩氏”,生子名曰王建。后王建追尊父隆为世祖武威大王,母韩氏为威肃王后等等。
  按上述金宽毅所记,王建之曾祖母为辰义,曾祖父当为“大唐贵姓”者,而王建非姓王,宝育为曾祖父之岳父,不当追尊为 国祖。王建之名,按金宽毅所记,是在其未出生之前,为新罗桐里山祖师道洗所赐,所谓仙人指点的产物。郑麟趾虽然作了上述 引录,自知其说荒诞不经,遂又引录高丽后期名臣李齐贤对金宽毅所记提出的质疑和评论,予以全盘否定。李齐贤称:“金宽毅 云圣骨将军虎景生阿干康忠,康忠生居士宝育,是为国祖元德大王。宝育生女,配唐贵姓而生懿祖,懿祖生世祖,世祖生太祖。 如其所言,唐贵姓者,於懿祖为皇考,而宝育皇考之舅(岳丈)也,而称为国祖,何也?又言太祖追尊三代祖考,及其后妃。考为 世祖武威大王,母为威肃王后。祖为懿祖景康大王,祖母为元昌王后。曾祖母为贞和王后,曾祖母之父宝育为国祖元德大王,略 曾祖而书曾祖母之父,谓之三代祖考,何也?”明确指出未追尊曾祖,而以曾祖之岳父为国祖的荒唐世系。
  最后,郑麟趾在卷末《论曰》中称:金宽毅所记唐肃宗等事,“皆无所据,不足信也。况龙女之事,何其荒怪若是之甚邪! ”又贬斥金宽毅“乃毅宗时微臣,且去太祖260余年,岂可舍当时实录而信后代无稽杂出之书邪!”完全持否定和轻蔑之态度。 这种既引述之,又否定之,不外乎是强调“史阙未详”,徒劳追问。在《高丽史·太祖世家》中,郑麟趾仅称太祖姓王氏,讳建 ,字若天,松岳郡人,其父为松岳郡沙粲,母韩氏。余者一概无从知晓,继续令人如坠云海烟雾之中,百思不得其解。
  郑麟趾无从考稽王建先世,而金宽毅所记王建先世的荒怪神话传说,显然是新罗人或王氏高丽人的传说,与久已灭亡的高句 丽人不沾边际。退一步讲,按金宽毅所说,虎景自长白山进历到扶苏山,即由高句丽故地到新罗。但至王建时,已是第七代人, 即虎景—康忠—宝育—辰义—作帝建—隆—王建。王建生于新罗宪康王三年(877),按通常30年为1代计算,王建生前180年前后 ,为虎景生活年代,相当于新罗圣德王执政时期(702一737)。此时长白山已为渤海国疆域,仍与高句丽无涉。况且按封建社会 以父系为主体的血统观,辰义为王建的曾祖母,而宝育、康忠、虎景3世,皆为王建的外家,或称作外戚,非父系血统,岂有以 外家为祖宗者欤!而“唐之贵姓”,当是其曾祖父,如此这般,王建又非姓王。真是越细追究,越显混乱,越与高句丽不沾边。
  王建身世为何如此扑朔迷离,难道真的无人知晓,还是有意避讳,从其定国号为高丽来看,是在尽量摆脱与新罗的统属关系 。此前,虽有的学者根据松岳郡的地望和历史演变过程,推测王建及其先世,很可能是乐浪郡的汉人。但因缺乏相关证据,难成 定论。同时,按金宽毅和郑麟趾所记王建先世,皆不言其姓氏。古有避其名而无讳其姓的通例,为何不言其姓?姑且按金宽毅所 记,其曾祖为唐之贵姓,而其祖则为未婚而孕的私生子,故而不知其父姓。在封建礼教制度下,此为难于启齿之事,故而出现“ 史阙未详”的尴尬局面。但是,这也是一种揣测,不足采信。按金富轼《三国史记》所载,王建生于新罗,长于新罗,称王于新 罗。归根到底,只能将王建及其父辈认定为新罗人,非是高句丽遗民。
  二
  新罗末期,国弱政衰,雄豪竞起,俱欲取而代之。其中势力较大者,南有甄萱,北有弓裔。每一个举事者,为了取得胜利, 都尽可能地选取与新罗势不两立,而又极具号召力的政治口号,借以振奋精神,鼓舞斗志,去夺取胜利。
  甄萱原为新罗裨将,乘乱扯旗造反。为争取民心,声言百济被新罗联合唐军所灭,深仇大恨,不共戴天,“以雪义慈宿愤” 为号召,誓与新罗血战到底。900年,甄萱“遂自称后百济王”。但其自身与昔日的百济历史毫不相干,同新罗亦无仇恨可言, 所谓的“以雪义慈宿愤”,仅是借口造势而已。
  弓裔则与甄萱不同,他原为新罗王室子弟,生而被弃,流落民间,备受屈辱,孤苦无依,无奈遁人佛门,祝发为僧,自号“ 善宗”,发愿与新罗政权势不两立,从骨子里仇视新罗,走向反叛之路。又由于受佛门熏染、其思想深处逐渐迷恋上神佛感应的 谶纬之术。891年前后,弓裔认为“乘乱聚众,可以得志”,遂投竹州贼首箕萱,落草为寇。892年,又改投北原梁吉后,其势力 日趋壮大。892年,王建随其父王隆投奔弓裔。898年,弓裔以王建为精骑大监,使之转战四方,席卷州郡,弓裔势力空前壮大。 901年,弓裔称王,并效法甄萱造势策略,声称“往者新罗请兵于唐,以破高句丽,故平壤旧都鞠为茂草,吾必报其仇”。同样 ,此一悠久往事,与弓裔毫不相干,只是借以骗取民心而已。904年,弓裔立国号为摩震,饱含东方佛国之意,同他曾为僧人相 关连。随着势力壮大,野心日益膨胀。911年,弓裔又改国号为泰封,自称弥勒佛,并“以长子为青光菩萨、季子为神光菩萨” 再一次打上佛门印记。918年,王建发动兵变,驱逐弓裔,取而代之,自立为王,国号高丽。
  王建为何定国号为高丽,曾有学者认为:以高丽为国号不是始于王建,而是始于弓裔。其根据有二,一是《高丽史·地理志 》称“后高丽王弓裔”,或弓裔“自称后高丽王”。二是《三国遗事·王历》中,有“后高句丽”一栏,并称弓裔“辛酉(901) 称高丽”。再参以弓裔起事时,曾扬言为高句丽报仇,其所都铁圆又为高句丽故地,弓裔确实有称后高句丽王或后高丽王之可能 。但是,记载弓裔史事最详尽而又最权威的《三国史记·弓裔传》和《高丽史·太祖世家》,皆无弓裔称后高句丽王或后高丽王 的记载。因此,对《高丽史·地理志》和《三国遗事》有关弓裔称后高句丽王的记载,须进一步辨析,以明真伪。
  第一,《三国史记·弓裔传》称:“天复元年(901)辛酉,善宗自称王”,而无国号。抑或当时尚不具备立国条件,只不过是 绿林首领、山寨王之类的王,非是一国之王。891年落草为寇时,仅是一名不被重视的小喽罗,没什么政治资本,不得不改换门 庭,渐成拥兵自重的战将,终于在901年成为另立山头的山大王。
  第二,《弓裔传》称,904年“立国号为摩震,年号为武泰”。显然,901年称王时未有立国号,亦即未称后高句丽王,否则 ,此时不应称立国号,而应称改国号。同样,911年,弓裔“改国号为泰封”,即改摩震为泰封,而不称立国号为泰封。先立而 后改,已立不当再称立,只能称改,此为常理。说明弓裔未曾立国号为后高句丽王,摩震为其始立之国号,后改为泰封。
  第三,弓裔所要取代的是新罗政权,故而904年立国时,虽所“设百官依新罗制”。但由于仇恨新罗,其衙署、吏员名称, 皆为其独创,不与新罗同。尽管如此,仍看不到有高句丽官制的影子。
  第四,王建取代弓裔,对泰封政权是叛变行为,说得好听一点是革故鼎新,绝不会继续沿用弓裔所称国号,更不会将弓裔早 已弃用的国号再拾回来,只有另立国号才合乎情理。
  第五,《三国遗事》和《高丽史》所载弓裔称后高句丽王的纪事,应视为王建称王后,世人对其为何定国号为高丽的一种附 会和解说,并非有何依据,否则金富轼在《弓裔传》、郑麟趾在《太祖世家》中,都不会将此重要史事遗漏,定会据此对王建为 何定国号为高丽,作出明确交待,足以说明弓裔未曾称后高句丽王。
  三
  王建身世之迷和他为何定国号为高丽,或许皆同当时历史背景及其政治意图有关。877年,王建生于新罗北部的松岳郡,其 父是新罗松岳郡沙粲,为一郡之首。8%年,王建随父以郡投降弓裔,凭着年轻气盛,英勇善战,很快在军中成为弓裔之下,众将 之上的核心人物,逐渐形成了对弓裔取而代之之势。但是,弓裔造反,是因被新罗王室抛弃,自幼怀恨在心,誓不两立,以为高 句丽复仇为号召,决心推翻新罗政权。王建父子为何参加造反,受何驱使,皆无从谈起。其父王隆既然为一郡之长,自然会与新 罗政权有较深之渊源。其参预造反,对新罗而言,是属于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行径。故而极须隐瞒自己的身世,避免在新罗人中 产生不忠不义的恶感,防止丧失民心和号召力。其定国号为高丽,既是利用新罗与高句丽的旧怨,并借助昔日高句丽之威望为号 召,又表明欲占有整个高句丽旧疆的意图,展望自己未来的发展,不仅局限于半岛上。
  据《三国史记·弓裔传》所言,后梁贞明四年(918)三月,王建发动兵变之前,来用图录谶纬之类的骗术,为其兵变、立国 大造舆论,蛊惑人心。据说有位名叫王昌瑾的唐朝客商,在铁圆市廛,从一位状貌魁伟,鬓发尽白,着古衣寇的老者手中购得一 面古镜。拿回去后,发现镜面上隐约有细字,读之若古诗。略曰:“上帝降子于辰马,先操鸡后搏鸭。于巳年中二龙见。一则藏 身青木中,一则现形黑金东”。接着,王昌瑾认为此镜非常物,遂告知弓裔。弓裔也感到蹊跷,则“命有司与昌瑾物色求其镜主 ,不见,唯于牧飒寺佛堂有镇星塑像如其人焉”。弓裔叹息良久,只好命文人宋含弘等3人予以解释其意。宋含弘等私相谓曰:“ 上帝降子于辰马者,谓辰韩、马韩也。二龙见,一藏身青木,一显形黑金者,青木,松也,松岳郡人以龙为名者之孙也,今波珍 冶侍中之谓钦?”据金宽毅《编年通录》云:王建之父出生后,取名龙建,后改曰隆。弓裔于其水德万岁三年(913)癸酉,以王建 “为波珍餐侍中”。故宋含弘认为藏身青木者暗喻王建。又称“黑金,铁也,今所都铁圆之谓也。今主上初兴于此,终灭于此之 马念也”。谓指弓裔。“先操鸡后搏鸭者,波珍飡侍中先得鸡林,后收鸭绿之意也”。宋含弘等对镜文的此番私房解释,是对王 建发动政变的预报和长远政治意图的揭示。然而这一切又当出自王建本人的预谋。随后,宋含弘等又相谓曰:“今主上虐乱如此 ,吾辈若以实言,不独吾辈为葅醞,波珍字食亦必遭害。”于是,宋含弘等将真意隐瞒起来,乃饰辞以告弓裔,以使自己和王建 均能躲过劫难。
  同年六月,王建部将洪儒等人,夜诣其私宅,请王建“行汤武之事”,除暴安民,发动兵变,取代弓裔。称“今之德望未有 居公之右者。况王昌瑾所得镜文如彼,岂可雌伏,取死独夫之手乎”!由此可见,镜文歌谣经过3个月的散布、流传,早已人为 设计好的天机,被洪儒等人一语道破,起到了舆论先导作用,使兵变的前因后果,皆与镜文相符,制造王权天授的骗局。终于靠 强势,在众将推拥下,王建取代了弓裔,一帆风顺地完成了政权转换,王氏高丽政权在镜文歌谣声中诞生了。
  王建为何定国号为高丽,同样在镜文中也有所暗示,所谓的“先操鸡后搏鸭”,就是具体说明,不仅要夺取新罗政权,还要 占有高句丽的旧疆。以何名义为号召去占领高句丽旧疆,最简捷而又最具迷惑力的策略,莫过于定国号为高丽,使其真真假假, 便于浑水摸鱼,鼓动缺乏历史知识的人们为恢复高句丽旧疆而奋斗。甚至高丽第26代忠宣王(1308一1313),仍念念不忘,“操 鸡搏鸭”的谶语,盛赞王建复高句丽之旧的宏大志愿。称“我太祖即位之后,金傅(新罗敬顺王)未宾,甄萱未虏,而屡幸西都( 平壤),亲巡北鄙。其意亦以东明旧壤为吾家青氈,必席卷而有之,岂止操鸡搏鸭而已哉?”一语道破王建定国号为高丽的意图 ,而且对王建的“搏鸭”又有进一步发挥,不只限于鸭绿江流域,既然是“以东明旧壤为吾家青氈”,那么,全部高句丽旧壤, 皆在所要恢复之内。众所周知,广阔的辽东之地,也曾为高句丽之旧壤,当是其“必席卷而有之”的终极目标。正由于王建的梦 想与误导,俨然以昔日高句丽王化身、再世,其属下臣僚也极力以王氏高丽冒充昔日高句丽。高丽成宗十二年(993)闰十月,因 “契丹萧逊宁攻破蓬山郡”,“遣徐熙请和,逊宁罢兵”。在徐熙同萧逊宁议和过程中,萧逊宁对徐熙说:“汝国兴新罗地,高 句丽之地,我所有也,而汝国侵蚀之。又与我连壤而越海事宋,故有今日之师。若割地以献而修朝聘,可无事矣。”徐熙则反驳 说:“非也,我国即高丽之旧也,故号高丽,都平壤。若论地界,上国之东京(辽阳),皆在我境,何得谓之侵蚀乎?且鸭绿江内 外,也我境内”。徐熙此番告白,姑且不论其以假乱真,与史实相去甚远,而所表达的意思是明确的,即“我国即高句丽之旧也 ”,“上国之东京,皆在我境”,“鸭绿江内外,亦我境内”。再参以忠宣王所说:“东明旧壤,为我家青氈,必席卷而有之, 岂止操鸡搏鸭而已哉”!两者将王建定国号为高丽的意图,说得明明白白。
  王氏高丽冒充高句丽之旧,始作俑者是王建。其属下臣僚亦步亦趋,随声附和,并有进一步发挥,未曾有敢于直言而违逆者 。某些文人墨客,推波助澜,著书立说,将高句丽历史同新罗、百济的历史并列,一并称作王氏高丽的先祖先民的历史,拉近同 高句丽的距离。仁宗时的金富轼奉王命而撰进《三国史记》,虽然金氏在主观上明确认定王氏高丽继新罗而兴,不承认其与高句 丽有承袭关系,但在客观上却将高句丽历史纳入了王氏高丽先世的历史体系中,成为“三国鼎峙”说的创始者,对后世的作用与 影响,丝毫不逊于王建的冒充高句丽,表明其忠于王氏高丽,也有趋炎附势的一面。有关此节,将另撰专文论之。此外,忠烈王 时的学问僧一然也不甘寂寞,又助金富轼三国鼎峙说一臂,著成《三国遗事》。从而该说在半岛上落地生根,后世年复一年传承 繁衍,时有拿高句丽历史说事者,对王建的冒充、忠宣王的称赞、徐熙的直白等,更有全新的发挥,恢复高句丽旧疆的梦想,仍 在困扰着那些不愿正视历史真相的人们,号称高句丽是其国最强盛时期,而不知其可悲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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