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保路运动“成都血案”的制造者曾同情起义者

赵尔丰

　　赵尔丰是四川保路运动“成都血案”的制造者，令人惊讶的是，他曾经十分同情起义者，甚至本欲上奏朝廷为民请命。但结果是，赵尔丰遵照清廷的指示对保路运动进行了血腥镇压。究竟是什么让赵尔丰有这样的转变呢？
　　四川省内因朝廷铁路国有化改革而引发的混乱局面迟迟得不到有效控制，在北京主持此项改革的盛宣怀等人以为主要是因为四川总督赵尔丰同情那些闹事的人，镇压不力所导致的后果。根据这样的判断，朝廷于1911年9月1日命端方率军队前往四川，彻查路事。
　　端方是晚清满洲高官中具有革新思想的政治领袖，奋发有为，于内政外交尤有心得，是慈禧太后、光绪帝统治最后几年发现和信赖的重要亲贵，在1905年出使东西洋考察宪政以及稍后的预备立宪运动中作出过重要贡献，也是慈禧太后、光绪帝刻意培养的满洲贵族，先是在考察归国后出任两江总督，后调任直隶总督，如果不出意外的话，端方应该有机会成为恭亲王奕、庆亲王奕劻，或者荣禄那样的满洲政治领袖。
　　意外出在一个最不经意的地方。当慈禧太后出殡时，身为直隶总督的端方竟然拦路拍照，这在当时被视为大逆不道，遂被撤职查办，像袁世凯一样回家赋闲。
　　其实，仔细想想袁世凯、端方等满汉重臣为什么在这个最需要朝臣辅佐的关键时刻罢官被黜，恐怕其背后的因素既复杂又简单，尽管他们两人回家休息的理由并不一样。袁世凯当时的政治地位已是汉大臣中的第一人，曾国藩、李鸿章再世也不过如此。至于端方，位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样的地位，其影响力决非一直在朝廷主持日常事务的庆亲王奕劻可比。现在是幼儿小皇帝上台，大权独揽的年仅二十六岁的摄政王载沣，而载沣生于深宫，从未出任过实质性的行政职务，对于满汉两位首席，不管是四十八岁的端方，还是五十岁的袁世凯，不要说权势，即便只说资历、资格，估计都不好管理不便训斥，而从端方和袁世凯的立场看，估计也是不好伺候，所以摄政王让二位老臣暂时回家休息，可能是一着两全其美的事情，并没有传统所说的什么大阴谋。
　　1911年5月第一届责任内阁发表后，中央政府层面的人士格局大致确定，当此用人之际，特别是随着新内阁发表而出台的铁路国有化改革方案，更需要懂行的重臣去把握，于是朝廷于责任内阁发表后十天，即5月18日任命端方以侍郎候补充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迅速前往湖北等地办理铁路收归国有事。这显然是一个非常设的重要职务，责权都非常明确。
　　就政治理念说，端方是坚定的改革者，他看到了铁路建设在过去那么多年中的问题，认同盛宣怀的建议和处理方案，同意铁路国有化改造，因而他不仅乐意重新出山，就任非常设的督办铁路大臣，而且坚定支持盛宣怀的主张，对于那些借机闹事的人，端方力主严办，甚至对于同情民众的赵尔丰，端方也毫不客气上折弹劾，以为赵尔丰有失大臣风范，始则恫吓朝廷，意图挟制；继则养痈贻患，作茧自缚。或许正是基于这些因素，所以朝廷在四川局势日趋失控的关键时期派遣端方迅速率湖北新军入川镇压。9月6日，朝廷又命川省水陆新旧各军悉听端方调遣。很显然，朝廷已经放弃和平的安抚政策，准备以最大牺牲以武力平息因保路而引发的骚乱，恢复秩序，制止这种骚乱向周边向全国蔓延。
　　其实，赵尔丰在受到端方弹劾和朝廷训斥后，立场很快就转变了，不再坚持弹劾盛宣怀，不再坚持请求朝廷将铁路国有化方案提交资政院讨论，而是改为坚定支持朝廷的稳定措施，主张强势镇压平息骚乱，恢复秩序。9月5日，赵尔丰向朝廷发了一个电报，表示第一步还会好言相劝，希望闹事的人和平解散，如果这些人不停劝说，那么自必严惩，因此而必至全体抗拒，哄闹烧杀，又势所必至。至于成都之外各州县，或许也会因此而骚乱，所以他建议朝廷能够给予必要的支援，以保护地方，避免在那里的外国人像庚子年间所遇到的危险。
　　赵尔丰毕竟同情过保路运动，所以他的转变并不被保路同志会提前获知，所以也就没有人提前防范。9月7日清晨，赵尔丰调集军队防卫总督府，同时又调集一些军队去保护川汉铁路公司及铁路学堂等处，然后托词北京来了电报有好消息等待商量，邀请保路同志会、咨议局和铁路公司首领人物蒲殿臣、罗纶、邓孝可、颜楷、张澜、江三乘、王铭新、叶秉诚、彭芬等前往总督府议事。毫无防范之心的蒲殿臣等人一踏进总督府大门迅即被抓捕，前后过程也就十来分钟就结束。据说赵尔丰准备快刀斩乱麻，将这些人立即处决，以成都将军玉崑持异议，遂将这些人羁押于总督府。
　　按照赵尔丰的判断，所有的群众运动不过是乌合之众，只要将为首的几个给抓了，剩下的也就惊散了。哪知道过去的经验现在不管用了，蒲殿臣等人被抓捕的消息不知什么原因传出去之后，整个成都立马全城轰动，各种各样的传言满天飞。有的说，蒲殿臣等人受到了赵尔丰亲自审讯；有的说赵尔丰危词恫吓，罗纶盛气抵抗，终于惹恼了赵尔丰，立马被拉出去枪毙；还有的说，这些被捕的人已经被关到一个监狱中，每个人都给上手铐脚镣。
　　各种各样的传言当然都不是真的，但在那个特殊历史情景下却起到了动员人民围观的作用。成都市的民众成千上万不约而同，扶老携幼，沿街比户，号泣呼怨，手握香，头顶光绪帝的牌位，一堆又一堆地挤进总督府大门，要求赵尔丰尽快释放被捕诸人。
　　来自四面八方的群众越来越多，至午后，阴雨绵绵，异常晦暗。络绎不绝的人们继续涌向总督府，由午而暮而夜半，围观者只有一个声音，要求放人；而赵尔丰也只有一个回答，围观者必须退出总督府，否则格杀勿论。失控的民众当然不会听从总督府的指挥，直往大堂冲去，赵尔丰下令开枪，顷刻间一阵排枪下来，围观者迅速鸟兽散。此次血案，据说有三十二人死难。
　　成都血案第二天（9月8日），大雨竟日。由于赵尔丰下令三日内不许收尸，昨天被枪杀的无辜人员尸体累累，横卧地上，犹紧抱先皇光绪帝牌位在手不放，许多尸体被大雨冲洗后腹胀如鼓，情形凄惨，新来的围观者或许是想为死难者收尸，或许是继续要求总督府放人，不料赵尔丰大约杀红了眼，继续下令开枪，于是又有数十人被枪杀。
　　赵尔丰的残暴行径早已激起人民的愤怒，深受同盟会影响的哥老会早在几天前就在资州组织了保路军，准备武装起义。至成都血案发生，同盟会员龙鸣剑缒城而出，直奔城南农事试验场，与同盟会员朱国琛、曹笃等人裁木片数百个，在上面书写“赵尔丰先捕蒲、罗诸公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然后将这些木片涂上桐油，制成“水电报”投入锦江。时值江水上涨，这些木片乘着秋潮漂流而下，不一日就传遍西南各地，各地保路同志军闻警大惊，为防范赵尔丰派兵围剿，遂主动出击，揭竿而起。
　　保路同志军的主体当然有革命党人，但其实他们本质上都是具有革命思想或革命倾向的哥老会成员。华阳秦载赓是在1909年加入了同盟会，但其本身早就是哥老会首领。至于新津侯宝斋，早年参加新津哥老会，被推为“新西公”的龙头大爷。1904年新津九个哥老会联合组成总社，号称“九成团体”，侯宝斋又被推为总舵把子，是新津一带著名的“社区精英”。还有那个张达三，也是川西著名的哥老会首领。至于他们的革命思想和政治倾向，可能并不像想象的那样有深度，更不是那样明确和坚定，这是由哥老会的性质决定的。
　　哥老会是成立于明清之际的民间秘密结社，又称汉留，俗称袍哥，相传是郑成功反清复明洪门的一个分支，后因反清复明无望，逐步演变成民间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社会互助组织，至晚清社会重新动荡，哥老会重新浮出水面，其成员多为农民、手工业者、被遣散的兵勇以及游民等。他们是社会上的边缘阶级，无依无靠，他们能够走到一起，主要还是经济方面的原因，因为这些大大小小的首领，毕竟都是大小社区的社会精英，通过黑白两道，他们总能够为追随的弟兄们找到一碗饭吃。哪一个首领本事大，找到的机会多，哪一个首领的追随者也就多。哪一个首领的追随者多，哪一个首领的本事也就大。所以，哥老会和一切民间秘密结社一样，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革命组织，革命对他们有利有好处，他们就会革命；革命对他们没有利没有好处，他们就会反革命。至于四川哥老会此时为什么深度介入保路运动，其内在的利益关联现在还不是很清楚，但肯定不是单纯的革命理想就能将他们调动起来。
　　但不管怎么说，只要哥老会这样的秘密结社一旦起来，对社会就具有很大的破坏作用，他们站在哪一个方面，哪一个方面就有了成功的机会和可能。9月8日一大早，秦载赓率同志军千余人从成都东门强攻，连续数日，引来数万会众云集成都城下，四川各地的还有许多正在赶往成都的路途中。
　　各地同志军云集成都城外，英勇奋战，重创清军，他们虽然无法有效攻进城内，但他们有办法将城外的电线杆全部砍断，甚至将清政府与总督府往来传递文书驿站全部占领，致使官府音讯不通，耳目失灵。赵尔丰坐困愁城，心力交瘁，通宵不寐。在北京的中央政府也弄不清成都城里的真相，只是潜意识感到大祸临头，高度恐慌。朝廷先是三令五申敦促端方率领湖北新军日夜兼程前往成都，督兵震慑，除暴安良；又急调湘、陕、黔、滇周边各省军队入川协助，务必设法平息。9月15日，又急令开缺两广总督岑春煊前往四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所有川省水陆各军及各省所派赴川援军，俟岑春煊抵川后，一并归该督节制调遣。
　　岑春煊当年可是慈禧太后跟前的红人，也是胆子最大的廉臣能臣，曾经担任过四川总督，对四川事务比较熟悉。然而，他不仅不能认同清廷的镇压措施，反而建议清廷公开承诺铁路国有化之后，先前商办期间的一切亏损、挪用、倒账，均由政府买单；宣布政府即刻释放所有被关押的绅商、民众，承诺决不会秋后算账，决不会无辜杀戮任何一个反对铁路国有化的人，不会扣留先前各省铁路筹资中的一分钱。更重要的一点是，岑春煊郑重建议朝廷下诏罪己，他相信中国的老百姓是最讲道理的，一旦朝廷做到这些，四川的局势立马好转，不仅无需用兵，而且老百姓一定会感激涕零，山呼万岁。
　　从事后的观点看，岑春煊的建议当然有助于化解政府与民间社会的对立，有助于因铁路国有政策而引发的全国性骚乱尽快平息。然而岑春煊这个看法在当时并不被政府主流所认同，端方致电盛宣怀和度支部大臣载泽，斥岑春煊的建议只是沽名钓誉，其意在攘夺内阁总理，归罪他人。有了这样的心理障碍，摄政王载沣和朝廷只能在一条道上走到黑。
　　本文摘自《1911年：中国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