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路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成都人民的经济维权活动

 

　　保路运动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孙中山也对此有过肯定。但我们也不能盲目夸大这场运动的历史作用和意义，作为保路运动主体的成都人民最初发动运动其实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权益罢了，之所以会演变成为革命必然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
　　“天下未乱蜀先乱”，辛亥革命推翻大清王朝，首义成功在湖北武昌，革命导火索却是四川保路运动。此前革命党人曾发动过大小百余次起义，均告失败，孙中山曾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还要迟一年半载的。”
　　1903年，四川总督锡良上奏清廷，提出“自设川汉铁路公司，以辟利源而保主权”。1904年官办川汉铁路总公司在成都成立，1907年又改为商办，1909年宜昌至万县段开工。与其他省份募集的商股不同，四川的铁路股本主要源自“抽租股”，一般是随粮强制征收，值百抽三，相当于政府摊派集资。就股权而言，川人无分贫富贵贱，都与这条铁路利益攸关。
　　1911年5月，在新任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力主下，清政府突然宣布“铁路干线国有”，并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粤汉、川汉铁路的借款合同，以两湖厘金盐税担保，借款600万英镑。规定两路聘用外国总工程师，四国银团享有修筑权及延长继续投资的优先权。
　　当时两路均已发生巨额亏损，竣工遥遥无期。政府以国家股票赎回了湖北、湖南、广东的商股。因各省商股亏损程度不同，故在赎回时的待遇也不同，两湖最优，广东次之，商民虽有抗议，风潮很快平息。但四川的1400万两股金中，有300万两亏空，系因川路公司经理参与墨西哥橡胶股票投机造成，政府不予认可。一场路权风暴由此爆发。
　　铁路国有化，列国不乏先例，铁路民营也确实存在资金不足、管理不善等弊端。但朝廷朝令夕改，在官办民办之间来回切换，川省铁路股份中又有很大比例来自下层民众，既不能退回股金，换股条件又低于其他省份，难免激起民愤。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奏请朝廷暂缓接收川汉铁路，却遭到朝廷申斥，不久去职。6月17日，成都各团体两千余人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推举立宪派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提出“破约保路”口号，分路讲演宣传保路，并推举代表赴京请愿。全川各地各团体保路同志分会相继成立，会员迅速发展到数十万。
　　8月5日川汉铁路股东特别大会后，原先的“文明争路”逐渐转向激烈抗争，出现了群众性的罢市、罢课风潮；进入9月后，更发展为全省抗粮抗捐。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在清廷的压力下，于9月7日诱捕保路同志会和股东会领导人蒲殿俊、罗纶、颜楷、张澜、邓孝可等，封闭铁路公司和同志会。成都数万群众奔赴总督衙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人员，赵尔丰下令开枪镇压，死难三十余人，形势一发不可收拾。
　　“成都血案”后，同盟会联合哥老会等反清会党组成同志军，围攻省城。各州县同志军纷纷起兵，彝、藏、羌等少数民族也聚众起义。9月25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在荣县宣布独立。川省形势全面失控，清廷急调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率鄂军入川镇压，武昌兵力空虚，革命党人于10月10日首义成功。11月27日，入川鄂军在资中反正，端方被杀；同日赵尔丰被迫交出政权，成都宣布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12月22日，赵尔丰在成都被杀。
　　盛宣怀是近代影响巨大的实业领袖，于政商两界长期左右逢源；端方、赵尔丰也都是清廷中的“新派”能臣，其识见远非颟顸的守旧官僚可比；这些体制内新锐人物及各省的立宪派士绅，推动着清末的“预备立宪”潮流，与同盟会为首的革命派展开竞争。
　　1911年5月在立宪运动压力下成立的“皇族内阁”，再度印证了清王朝是一个自私的“部族政权”（钱穆先生语）：十三位阁员中，有满洲贵族九人，汉族官僚仅四人，而贵族中皇族又占七人。这套人事格局，令立宪派和北洋将领相率离心离德。身处风雨飘摇的末世，以摄政王为首的“天潢贵胄”们，完全丧失了政治现实感和判断力，以为靠铁腕就能维持祖传特权，越发认定自己的子弟可靠；而越是紧抓权力的稻草，灭顶也来得越快。
　　“宁赠友邦，不与家奴”，是老大帝国的一贯做派。在民族主义大潮风起云涌的时代背景下，盛宣怀的铁路国有政策虽不无经济依据，却更有出卖路权、与民争利之嫌。“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当经济维权事件演变为官民间的大规模群体对抗，引燃了革命的导火索，体制内革新派精英也难逃玉石俱焚的下场。
　　我国长期处于中央集权的封建体制之下，市民社会成长缓慢。中国帝王与欧洲君主的不同之处，是从来不尊重私有财产，不仅征税抽捐从来没商量，抄家也是想抄就抄。近代商品经济逐渐发达之后，这套予取予求的统治模式，与国人日益觉醒的权利意识发生了冲突；失去弹性的政治体制，最终令革命在与改良的赛跑中一举夺标。
　　铁路于1865年引入中国时，就被守旧大臣视为“震动先帝陵寝，于庙堂不利”的怪物。四十六年后，这怪物果然断了大清朝的龙脉。
　　来源：《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