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朝鲜半岛关于箕子朝鲜的文献资料(8)

2017-08-02 12:50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搬山道人手机版

　　秦汉之世，随着文化的发达与繁荣，尤其是继编年体之后，纪传体的勃兴，以及官修史书体制的完善等因素，都为史学的繁荣创造了先机。这一时期，关于箕子与箕氏朝鲜的史事，也由此前被略为数语的“经”的记载模式，成为脉络清晰、体系完整的“史”的文本历史。

　　这一时期的史著，以对汉武帝之前的历史进行系统梳理与回顾，并创立中国“史体之正”（即纪传体）的司马迁之《史记》最具有划时代意义。《史记》是司马迁“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之作。其结构由五部分构成，即本纪、表、书、世家、列传。“本纪”以编年的形式记载古帝王事迹，“世家”记载王侯封国史迹和特别重要的人物事迹，“列传”载典型人物和周边民族的史事，“表”用表格的形式谱列世系、人物和史事，“书”则记述制度发展等。《史记》不仅开创了汉文典籍以“人”为中心的撰述先河，同时，亦对以华夏为中心，四夷拱卫的“天下”格局首次进行了较成系统的勾勒。在这个“天下”构图中，箕子的足迹带动并拓展了从周至汉的当权者、司史者以及普通百姓等各阶层关注视线的东移，箕子在为周所释之后，出走至周直辖地之外的朝鲜半岛，并建立“朝鲜”政权的史事更为清晰系统。

　　鱼豢的箕氏朝鲜记事，笔者认为是写实的，原因有二，一是鱼豢所载的箕氏朝鲜，是略诸前而详诸后，也就是说，战国末期至秦汉之际的史实相对充实，而从箕子东走,至最末二代王箕否、箕准之间诸王的历史，皆略而不提，说明鱼豢亦是禀承先秦史家“有疑则阙”的传统；二是鱼豢的文化精神是“旷达宽容”的，在《三国志·东夷传》注引中之《西戎传》中载：“俗以为营廷之鱼不知江海之大，浮游之物不知四时之气，是何也？以其所在者小与其生之短也。余今泛览外夷大秦诸国，犹尚旷若发蒙矣，况夫邹衍之所推出，《大易》、《太玄》之所测度乎！徒限处牛蹄之涔，又无彭祖之年，无缘托景风以迅游，载騕褭以遐观，但劳眺乎三辰，而飞思乎八荒耳。”可知，鱼豢面对“外夷大秦”体现了平等之意，对异政权的历史意识表现还是非常客观的，因而，从这个角度，如果箕氏朝鲜不存在，或与中原王朝非“侯国”关系，以鱼豢的史识来看，当不会若此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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