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马台国人文化选择意识如何形成：自然地理因素、社会历史原因共同作用(2)

2017-07-27 12:39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郭太白手机版

　　中国大陆移民的作用，是邪马台国居民文化选择意识形成的重要因素。古代中国大陆移居日本列岛的人们大致可分为四类。一类是在海上作业时被风暴或海流送往日本列岛的；另一类是为了到大海中的“瀛州”寻找新的生活空间；第三类是日本迎请或抓捕去的文人、工匠和长于农耕的普通劳动者；第四类是被战乱或政治压迫驱赶入海求生的各阶层居民。在这几种类型中，第三、四种类型居多。因为，在那样的时代，海上作业一般不必、也不能走得太远，而中国大陆的肥田沃野很多，绝大多数人们都不必、也不想到滔滔大海中冒险。然而，日本学者认为，水稻是绳纹时代晚期后半传入日本九州的，而绳纹时代是日本列岛公元前8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的历史时期。那么将这个时期所跨越的6000年，如果分为前、中、晚三个时期的话，每个时期应为2000年，“晚期后半”就应为公元前3000年。能带着稻种赴日肯定不会是偶然漂流去的人们，战乱的亡命者的可能也很小，那样遥远的古代，应邀赴日的可能性也很小。所以，很可能是前面所说的第二类人，即主动前往日本列岛开辟新生活的人们，他们在走向茫茫大海之前，已做了充分的准备，不仅带食品、衣物、工具之类，连稻种都选好装船。第三类、第四类大陆移民，他们可能对日本的文化发展，包括文化选择的贡献最大，因为他们不仅人数较多，社会成分也相当复杂，其中不乏有较高水平的文化人、战败的武将以及败亡政府的官员。据《日本书纪》记载：公元205年(东汉建安十年)新罗为取回人质遣使日本，由于新罗使者巧施诡计使人质逃归新罗，日本的葛成袭津彦“乃诣新罗，次于蹈鞴津，拔草罗城还之。是时俘人等，今桑原、左糜、高宫、忍海凡四邑汉人等之始祖也。”可见，在这次战争中，葛城袭津彦掠回很多汉人，后来竟繁衍为四座城邑。文中所说的“蹈鞴”即脚踏风箱，蹈鞴津可能为冶炼手工业者集中之所。之所以将这些人俘往日本，大概他们大都是冶炼技术很高的工匠。由于战乱被驱逼渡海赴日的人数更会相当可观，很可能是以家族或地区为单位的集团迁徙。《日本书纪》常谈到多少“县”人从大陆移居日本。这些冲破大海的波涛，亡命他乡的人们，经过大海洗礼，勇敢精神和勤劳品德会倍加提高。他们要在那块陌生的土地上生存下去，必须努力识自己的才智，也要把母邦的灿烂文化传授给当地居民。然而，他们已掌握的知识必竟有限，不断返回母邦摄取文化成果，以发展生产、丰富生活。然而，由于特殊的经历，他们比当地居民更了解中国文化体系的内在构成，何优何劣，精华糟粕，他们十分清楚。因地制宜，因人而宜，择优剔劣，量力而学，是他们在为当地的统治集团设计吸收中国文化方案时坚持的价值取向。当魏使访邪马台，带去魏王朝皇帝诏书、印绶和礼物后，邪马台国女王十分高兴，“因使上表”。这一书写表文的人很可能是渡日汉人，他们的文化价值取向肯定会影响邪马台统治集团。邪马台国统治集团可能正是在这些渡日汉人的影响、推动下，才形成了那样的文化选择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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