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壤战役再研究：战争前后清廷庙堂都有哪些争议(5)

　　以战果论： 城南日军混成旅团死130人(将校6人、士兵124人)，伤290人(将校17人、士兵273人)； 城西日军第五师团主力死6人(均为士兵)，伤26人(将校2人、士兵24人)，7人失踪； 城北日军元山支队死36人(将校2人、士兵34人)、伤144人(将校6人、士兵138人)，日军朔宁支队死8人(均为士兵)、伤46人(将校3人、士兵43人)、5人失踪，城北日军共计死44人、伤190人。

　　无论从战况还是战果来看，城南的战斗是最为成功的，清军在战斗结束时还处于进攻态势，其中战后屡被指为未战先逃的卫汝贵曾亲率士兵过江作战，发起反攻，毙伤日军数最多；城西战场清军骑兵冲击不当，伤亡较大，但好歹“盛军死力拒守，如铁壁铜墙”，迫使日军停止进攻；恰恰是左宝贵镇守的北面成为日军的突破口，在一上午的战斗中就失门殇将，导致后路见阻，全军士气崩溃，无心恋战，溃围而走。

　　三、战后评价与追责

　　平壤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朝廷震动，未几黄海战罢，水师大损，烽火蔓延入境，满清“龙兴”之地危急，大为震惊的言官们愤不可抑，言路奏章攻势渐入高潮，矛头直指淮军将领卫汝贵。

　　九月初三日，《请饬下宋庆破除情面严查卫汝贵临敌先窜情由片》宣称： “卫汝贵统带盛军观望不前。敌势汹汹，又复首先逃窜，以致一队奔溃，千军摇心。”此后，卫汝贵未战先溃渐渐成为统一口径。御史高燮曾于初六日上奏言： “叶志超、卫汝贵两军不战而溃，诸将相率奔逃。”两片相同之处是左宝贵和马玉崑都成为其对立面，其中且有“左宝贵军火不足，赴该军求援，卫汝贵等复置之不顾”的说法。这是不知从何处道听途说的言辞，其实，当左宝贵在北门殉国时，卫汝贵尚在城南与日军激战。一天后，一份由吏部尚书麟书和徐桐代呈的请罢斥李鸿章的奏折上达天听。在此折中，李鸿章首当其冲，被描述为权奸叛徒似的人物，不仅“比年以来，天下之利权李鸿章绾之，天下之兵权李鸿章主之。朝廷倚李鸿章为长城，李鸿章广蓄私人，以欺罔朝廷”，而且还有“倭米船则放之，倭运开平煤则听之”，私放日本间谍等事。其子李经方“又在日本各岛开设洋行三所”等诸多叛国行径，奏折中甚至称李“闻败则喜，闻胜则忧”，有“虽食李鸿章之肉于事奚裨”之论，其意不仅仅在“迅赐罢斥”甚明。卫汝贵也未逃众怒，被目为李鸿章爪牙之一，称其“望风先逃”，被视作溃逃的始作俑者，就连叶志超也不过是“继之”之从犯，又历数“种种罪状，罄竹难书”，与丁汝昌并列“两巨奸者”。同日，又有高燮曾要求将卫汝贵、叶志超分别治罪的附片。主战领袖张謇的条陈则先讲卫汝贵得官不正，“卫汝贵之统领，以贿李经迈得之”，又指其诸多劣迹，似从源头上找根源。到九月初十日，御史陈其璋奏请将丁汝昌、卫汝贵、孙显寅三人法办的条陈附片，明言“斩此三人”。

　　将前敌之败归咎于淮军，将淮军之不利归咎于李氏，而左、卫两将则成为勇怯之标志性人物，甲午平壤战役评价的基调已定。舆论造势之大，使得西方观战者在完全没有搞清楚中日军队作战部署的情况下，就以为“华统领卫汝贵闻日兵之至，先已抱头鼠窜”，根本没有参加战斗。至清廷为左宝贵立祠、卫汝贵被斩首后，人人皆知左宝贵为殉国捐躯之英雄，卫汝贵则为未战先逃的懦夫。

　　其实，单就平壤守城战来说，先溃的反而是左宝贵奉军。时左宝贵“登城指挥，中炮踣，尤能言，及城下，始殒，其部将负尸开城走，遇日军，又弃之，于是诸军皆溃”。随军的栾述善称：“奉军正在惊恐之际，见队伍如飞而至，遂成败兵，全军慌乱，轰然溃散。”根据日军的记录，平壤城北玄武门破时，西、南两方还毫不知情，仍处于苦战之中。此时，指挥城西战斗的日军最高指挥官野津道贯，亦不知玄武门已破、城头有白旗悬起的情况，他所接到的报告都称平壤坚固、清军善战，故而发出“若不幸失败，平壤城下乃我的坟墓”之誓言。日军从被俘清军口中得到的情报是：左宝贵战死后，其“部下亲兵马队抢先逃跑”。这也证实了城北奉军率先溃逃。由此可见，李鸿章在战后一周所奏《临阵脱逃官弁请予严拿正法》一电，参奉军三名营官“首先开城脱逃”，虽有推诿之嫌，却也是实情，况且此电也提淮军的江自康、孙显寅脱逃之事。只是不久后，言路大潮涌动，李鸿章自顾不暇，也就无力维护手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