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京事变爆发后，咸丰帝和清朝各路将帅有何反应(3)

2017-06-20 12:30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郭太白手机版

　　咸丰六年十月初一日（公元1856年10月29日，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九月廿三日），福济、郑魁士在上奏中狮子大张口，要求皇帝迅速调拨青州驻防八旗五百、绿营山东兖州镇营兵五百、直隶兵一千、察哈尔蒙古马队一千“星速来巢（巢湖）”，听候调遣；除此以外，驻扎芜湖一带、受和春节制的红单船水师吴全美部也要“准臣等随时调遣”。对这种“以攻为守”、反将一军式的要挟，奕詝也只能睁一眼闭一眼：援兵不能不派，又舍不得多派（实话说也派不起），撒胡椒面般派去数百人敷衍，对方正好借口“要求未满足”而继续消极怠战。

　　平心而论，上游几大战区或太平军经营很久、根基深厚的巩固区，或是天京事变前太平军战果辉煌的地区，天京事变对这些地区的影响，相对天京战区要小得多。而奕詝的乐观情绪和速胜方案，是建立在“石达开和洪秀全闹翻”“因此两人会互不救应甚至互相拆台”的假定前提上的。但这个前提甚至在天京事变过程中也并非都成立，如石达开从天京逃出后起兵“靖难”，中途会转救宁国，原本由秦日纲节制的陈玉成、李秀成等部进入皖南后，却服从石达开调遣参加了宁国会战，其中一部分后来又分赴苏南、皖北增援等。既然整个1856年里，石达开都打着洪秀全的旗号，而洪秀全也乐于见到这样的局面，清方速胜的前景除了在个别要点（如武昌，守城的是韦昌辉亲弟弟、国宗提掌军务韦俊，韦昌辉死后自然心中不安，而这里又是离太平天国中心区域最远的据点）尚有希望外，在大多数郡县的确前景黯淡。曾国藩、胡林翼、官文、福济、郑魁士等分属不同派系，却不约而同主张持重，自然是有一定道理的。

　　甚至奕詝寄托最大希望、投入最多血本的天京战场，将帅们也同样在和皇帝打“太极拳”。怡良、和春、德兴阿甚至张国梁等抛出所谓“若径捣金陵，恐该逆急则复合”的借口，提出“佯为不知”的“方略”（说白了就是“说不打天京就不打天京”），转而“从长计议”，攻打句容、溧水、瓜洲、镇江四处，“先剪枝叶以杜内犯”（先扫除外围据点，这样太平军就不会北上攻打北京，或去江浙财赋区捣乱了，陛下不是最担心这个吗）。至于天京，则“选派精细间谍”设法混进去“离间、散其党伙”，慢慢搞“看不见的战线”吧——至于啥时候能有成果，那可说不好，“俟有的实信息再行随机办理”吧。

　　就算明知是糊弄敷衍，既拿不出更多钱也拿不出更多援兵的咸丰皇帝也只能咬牙忍着，硬着头皮称各路将帅“所见甚合机宜”，毕竟当前局面，也还得靠他们去支撑下去。当然，他仍忘不了不时发一道上谕，强调一下“朕”对“联络一气、迅奏肤功”的“不胜盼望”，要求和春等人“如有可乘之机即行驰奏”。

　　从旁观者、后来人的角度看，天京事变后咸丰帝的乐观、急躁显得有些莫名其妙：毕竟，在事变之前，整个战局是己方一败涂地、对方高歌猛进的被动态势；即便事变之后，对方攻势有所顿挫，己方实力却几乎没有明显加强，他一个远在千里之外的皇帝，又凭什么自己相信己方“胜利在望”，且逼着面面相觑的各路疆吏、将帅们去为自己圆这个梦呢？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