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京事变爆发后，咸丰帝和清朝各路将帅有何反应(2)

2017-06-20 12:30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郭太白手机版

　　不难看出，咸丰帝的战略，仍然是围绕着天京周围打转，且将最大希望寄托在自己所信赖的将帅尤其是和春、德兴阿、怡良等旗籍大臣身上——不仅天京周边各路将帅、疆臣几乎清一色旗人，他甚至宁可从江北调旗人和春去丹阳接掌向荣留下的兵权，也不愿就近提拔更胜任的张国梁或资历更合适的余万清两位汉人将帅。

　　对外围战区，他表现出“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矛盾态度，不停指责将帅们推诿、拖沓，将各种持久战、封锁战和围点打援、先外围后中间的战法一概指责为“借口耽延”，要求他们早日攻打核心城市，并最好能在完成本战区攻略后加入天京围攻战中。为此，在天京城外围他不断要求进攻句容、溧水、瓜洲、镇江，在湖北催促攻打武昌，在江西要曾国藩尽快攻下几座城池，在安徽则索性将原本就不厚实的兵力分成两股，由彼此不睦的郑魁士、秦定三分别率领，去攻打太平军占领已久的皖北腹地。

　　之所以如此急躁，正如他本人所一再强调的，清朝财政出现严重危机，“饷糈日缺，调拨维艰”，他当然希望在“兵饷可不加增”的前提下早日“成功庶几有望”了。

　　然而各路将帅督抚却不能不考虑现实情况。对皇帝接二连三的上谕，他们一方面用“算无遗策”“曷胜钦服”之类谀辞搪塞敷衍，一方面绞尽脑汁避重就轻，将自己的想法偷换“钦定”的“庙算堂谋”，好使肩上的压力稍稍轻一些。

　　先说江西，善写文章的曾国藩用大段文字渲染自己的部署、进兵，强调自己的确在遵照皇帝指示，“设法克复数城”，并具体强调吉安、袁州两路“大有振兴之机”，给皇帝先吃一颗定心丸。至于招抚石达开，和对方打了好几年交道的曾国藩自然不会像奕詝那样容易激动，他先是介绍了自己所了解的石达开情况比奕詝精确但仍然有不少偏差，如奕詝以为石达开是“湖南拔贡”，而曾国藩说石是广西浔州府桂平县大梭村人，至少省、府无误。，然后提出自己的分析，认为石达开和韦昌辉势必火拼，石达开只有火拼失败才有可能“投诚”，倘如此，则必须先交出安庆、九江、瑞州、临江、吉安、抚州六座要塞中“一二座”以示诚意，才能相信和接受，“不敢贪招抚之虚名，驰防剿之实务”。很显然，曾国藩态度务实、稳重，且说话留有余地（比如袁州实际上已经收复，但他只是一笔带过），既提出了自己认为最好的方略，又不扫皇帝的兴，还为可能的受挫留下了伏笔。对这样的“软钉子”咸丰虽然不满，却也只好吐出一句“好为之”后听之任之。

　　再说湖北，官文和曾国藩兄弟关系紧张，但和善于搞人际关系的胡林翼却相得益彰，两人不断以城坚敌悍、“港汊纷岐”等“客观困难”为由，搪塞推托皇帝“速战速决”、尽快对武汉三镇发起总攻的要求。老谋深算的胡林翼让母亲认官文之妾为义女，通过次要方面的“低姿态”换取本就惰于军政事务的官文对自己“放手让权”，坚持先断接济、围点打援的“笨办法”。不仅如此，他们还抓住皇帝怕花钱怕调兵增援的心理，不时要求增调“吉林、黑龙江索伦马队（鄂伦春骑兵）”——你不是要决战吗？兵总得给我补足了吧，否则还是照我说的办吧。

　　安徽的疆吏将帅也是如法炮制。接到奕詝要求分兵增援秦定三的上谕，福济、郑魁士视若无睹，一面上奏大谈困难，甚至声称就算攻克一两座太平军占领的城市也于事无补，一面提出自己心目中的“最佳方案”——“裕饷增兵”，也就是多给钱，以便安徽省增募更多兵勇投入前线，如果皇帝硬要速战速决，立竿见影，那么就请从外省增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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