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与袁世凯有何关系

朱德眼中的蔡锷“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体弱面白”，“瘦瘦的脸上，两眼相距甚宽，双颊略像女性，但口角却显得严峻、刚强。为人沉静，态度庄重……”“他虽然命在旦夕，思想却一如既往，锋利得像把宝剑。”

———[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

“袁项城借给他洋一千元”

蔡锷和袁世凯的关系十分复杂。1916年12月14日，梁启超在上海举行的蔡锷追悼会上说，戊戌变法之后，蔡锷要到东京找他，“湖南长沙出来只借得二毛钱，到了汉口借亲戚洋六元，由汉到京，袁项城借给他洋一千元，到东后以三百元为学费，其余均为交友及公益之用，而自己出来则步行，未尝坐过车子。”深知蔡锷的梁启超此言不会是无根的，他也没有必要为袁世凯说好话，可见少年蔡锷之能顺利到日本留学，确曾得到袁世凯的慷慨资助。

不过蔡锷以“士官三杰”的荣誉学成归国后，一直在广西、云南等地从军，与袁并没有发生什么直接关系。直到辛亥革命后，1912年1月12日，已经是云南都督的蔡锷在给黎元洪的电文中称袁世凯“闳才伟略，实近代伟人，即孙中山先生亦曾有民国大总统宜推项城之论。徒以清廷关系尚未脱离，故此次选举不及项城者，非不愿举项城，实不能举清廷之内阁总理大臣也。要之，中国有必为共和之时机，而项城亦自有被举总统之资望，如果大局大定，此事自在意中。”但他同时又反对“株守议和”，主张“长驱北伐，直捣虏廷”，这固然是针对清王朝的，也流露出了对袁世凯的不满。1912年1月20日，他致电孙中山等人：“我军乘此朝愤，何敌不破?乃甘受袁氏之愚，一再停战，旷日持久，糜饷劳师[而]不问。”1月26日，他致电孙中山及各省都督，公开指责袁世凯想在北京召开所谓“国民会议”来决定君主、民主国体，“无非为狡展播弄之地步，以充彼战备，懈我军心”，他认为这只是“袁之狡谋”，鲜明指出民国政府已成立、总统已选出，“民主君主问题无复有研究之价值”，“惟有简率精兵，结连黔、蜀，长驱伊、洛，期共戮力中原。”他极力主张北伐，并组织了云南北伐军，发布《北伐誓师词》，其中有“甘冒不韪，乃有袁贼”等句子，前锋已从贵州进入湖南。2月12日，等到段祺瑞领衔的北洋军将领敦促清帝退位的通电发表后，蔡锷致电黎元洪还表示要提高警惕：

“段祺瑞率军北上，促进共和，大局可望早定，甚为欣幸。惟闻段夙无种族思想，而与袁世凯关系甚深。此次忽然通款，自当推诚相与。然究竟有无别谋，亦宜密为筹备，免堕奸计，而误事机。”

然而一旦清帝退位，南北和议成功，他对袁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他曾几次发表通电，坚决支持建都北京。3月6日，他在给孙中山、袁世凯等人的电文中主张建都北京，“若夫祛除私见，调和感情，袁公当优为之，似可无烦过计。”3月25日，他电贺袁世凯就任大总统，称袁“闳才伟略，群望所归”。4月11日他给上海各报馆辟谣的电文中又有“况袁公一代伟人，中外钦仰”语。

前后几个月，他对袁世凯的看法竟有这么大的曲折变化。总体上看，只要袁拥护共和，他就坚定地站在袁的一边，极力支持袁建立一个强固有力的政府，集中中央权力。事实上，加强国权、抵御外患是他一贯的理想，从他未公开的遗嘱里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同室操戈，兄弟阋墙，相煎太急，隐恨良多”

1913年2月25日，当宋教仁遭暗杀后，蔡锷也曾通电谴责“卑劣”的暗杀手段，“痛切陈词，声与泪并”。但他坚决反对用兵，主张“宋案”应组织特别法庭，由法律解决，“勿挟成见，勿尚意气，勿凭势力而坏法纪，勿造言词而乱听闻”，尤其“严禁军人干预”，他说宋教仁“生前于南北意见极力调和，若令身后惹起南北恶感，恐九泉之下亦不心安”。即使说袁世凯必须推倒，此时正式总统选举在即，“则袁之将来当选与否，宜取决于全国人之同意，自有国会解决”，不能诉诸武力。当南北战争迫在眉睫时，5月17日，蔡锷曾和四川、贵州、广西四省都督联名通电，反对战争，“万一有人发难，当视为全国公敌”，并表示要坚决捍卫艰难缔造的民国。6月7日，他又和浙江、四川两省都督联名致电袁世凯及各省都督，进行调停，主张以法律程序解决纷争，力劝动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