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江奇迹的背后 韩国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探究(2)

　　面对前两个“五年计划”所带来的初步发展成果，70年代初朴正熙政府开始推动“新村运动”以及重工业化。前者改良土地、兴修水利、促进农民增收，为平稳跨过刘易斯拐点提供了基础；而后者在发展初期则不适时地遭遇石油危机，并触发了蕴藏已久的经济、社会、政治问题。

　　危机初期，铁腕总统朴正熙推动韩企到中东搞建设，短期内缓解了外汇不足、产能过剩等问题。然而“长期产能过剩问题仍然严峻，危机中国际需求下降，国际利率陡升，韩国市场狭小且工资上涨快速，诸多企业出现高成本低效率问题”，前韩国产业资源部长、现任STX重工董事长李熙范介绍道。

　　重化工业亏损，财团重复投资，很多产业集中于少数财阀掌控中，但政府管控的银行仍在向财阀注资，社会贫富差距拉大，贫民窟出现。“很多人认为他们被社会剥离了，以前是绝对贫穷，现在是相对贫穷，这就是70年代末的状况。” 李揆成先生若有所思道。

　　“1979年，朴正熙总统遭遇暗杀，我时任财政部副部长。如果朴总统能提前五年卸任，也许暗杀不会发生。”郑德龟先生略表惋惜。“70年代末，韩国已进入转型期，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百姓认识发生了变化，‘三角决策’机制理应发生变化。”

　　美国学者亨廷顿曾断言：经济发展使得民主成为可能，而政治领导使得民主成为现实。经济落后时期为韩国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的“政府主导”模式开始走向反面，成为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韩国政府和民众逐渐意识到，民主化已经成为进入发达国家俱乐部的必要门票，这为政治改革提供了强烈诱因。

　　朴正熙总统遇刺身亡后，韩国一时出现“民主之春”。然而此后不久的全斗焕政府政改倒退，直至卢泰愚总统作出“六·二九”宣言承诺改革，韩国政治正式由集权向民主转型。此后继任总统金泳三任期，这种趋势已不可逆转。

　　金大中化危机为契机

　　“民主化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包容多样性”，李揆成说。适时的政治改革，使得经济自由化和银行民营化成为可能。90年代，韩国经济自由化和国际化的步伐明显加快，政府对经济的支配作用大大削弱，市场主导地位日渐增强，民营资本进入使得经济焕发新活力。

　　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东欧爆发改革浪潮，外向型经济为主的韩国受到冲击，经常项目顺差变为逆差，对外开放压力加大。1996年，韩国加入世界经合组织（OECD），正式进入全球化时代。全球化首先带来的是金融和资本方面的好处，海外借款利息为3%，韩国国内借款利息高达7%，4%的利息差使得海外资本大举进入韩国市场成为可能。然而初尝甜头不久，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依靠外国债务作为重要资本来源的韩国首当其冲。

　　“危机是改革的良机。”与会的韩国理工学院基金会主席朴钟九说道。他的主题演讲是“韩国财阀改革经验”。1997年初，韩国发生“起亚事件”，大批上市企业倒闭。临危受命的金大中政府以此次危机为理由，通过与IMF协商确定的金融企业改革推进方案，割裂财阀与金融机构之间的裙带关系，要求它们公开信息，并对银行杠杆率以及企业并购、收购做了明确规定。以亚洲金融危机为契机，韩国开始了企业、金融、劳资、公共机构四大领域改革，经济重新企稳。

　　如今的韩国，液晶显示器产量世界第一，造船世界第一，汽车排名第五，钢铁排名第六。三星、LG及海力士等电子厂商势头正猛，现代汽车在全球大卖，2011年底韩国人均收入已超欧盟。正如李揆成先生在讲演中设问，新形势下“韩国领导人是否需要重新树立一个新的时代精神呢？” 铁腕总统之女朴槿惠总统将迎接“后危机时代”的新挑战。“相比对手，朴槿惠的渐近式改革和务实作风或许是其胜出的关键”，《日本经济新闻》这样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