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宣言》的另一半到底说了些什么(4)

　　任何暴政都离不开经济基础，大权独揽，拥有天下资源，方能为所欲为，暴君无不清楚这一点。若暴君不能横征暴敛，如何豢养军队打手，祸害民众？他们手中的资源越少，为害的能力也就越小。依此推理，公民保护私有财产，不使其充实暴君的金库，就是在保护自己免遭侵犯。纳税人唯有对政府财政明明白白，才能监督政府作为。倘若糊里糊涂征多少就给多少，不去过问政府如何使用，就不只是在放纵官员贪腐，更是在养肥一个政府，让它有更多财力来压迫自己。日后梭罗反对美国政府侵略墨西哥和维护奴隶制，提倡公民的不服从，他的具体行动就是拒绝交税。他认为，税收是美国政府与公民间最基本的关系，岂能听之任之？

　　殖民地人民对此心知肚明，从清教徒维护宗教自主权开始，这一捍卫自由、抗议奴役的传统从没中断过。不独是征税，在他们眼里，任何危及他们自由的管束都是企图奴役他们的阴谋，必须高举自由之旗抗拒之。1735年，汉密尔顿为出版自由辩护，声称剥夺人民批评政府的权利就是在帮助恺撒打造奴役的锁链，呼吁大家说真话来揭露专制。1761年，奥蒂斯抗议搜查令践踏人民自由，称其为“制造奴役的文件”，是对英国的自由和法律根本原则的破坏。1775年，帕特里克·亨利高呼：“不自由，毋宁死！”他问道：“难道生命如此宝贵，和平如此甜蜜，值得用锁链和奴役来交换？”

　　自由是殖民地人民一贯坚持的追求，相比之下，“独立”不过是抗争到了最后十年才提出的诉求。自由高于独立，因为自由是目的，独立是手段。“自由”决非美国人一时性起的要求或托词，他们是浸润在这种文化里长大的，在这方面没有党派区别。一个没有享受过自由的人民怎知奴役为何物？

　　约翰·亚当斯总结到，对权力的欲望源自人性，大人物的大权独揽与平民的追求自由在本质上是一回事。掌握自己命运的愿望根植于人性之中，不分身份地位。随着心智的成熟，每个人迟早会要求更多的自主和自由，这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平民匍匐于少数大人物脚下的日子终将一去不复返。潘恩说得好，北美的国王是在天上统治着，在人间，法律就是国王。

　　《独立宣言》发表时，类似的辞令在殖民地已经重复过无数遍。杰斐逊起草宣言时并没有参考书，他写的都是当时的普遍共识和情绪。殖民地一个半世纪自治的积淀，足以形成不同于英国的新传统、新社会，它一旦形成，再改变就不那么容易了。

　　美洲的英国人

　　其实在自由、自治等观念上，美国人和英国人并无二致。在抗争早期，美国人一直宣称自己维护的是作为英国人的权利，他们在陈情表中一方面表示对国王和议会的服从，同时声称那些法案违背了英国人固有的权利和自由。

　　在英国，国王与贵族最早是封主与封臣的关系，国王将土地封给贵族，以换取贵族的效忠与服务，双方各有约定俗成的权利与义务。若一方违约，等于解除契约。当初孔孟论述君臣关系时，也往往有君如何则臣如何的说法，也是双向的。但自秦统一后，中国就形成了积重难返的皇权独大，再无如议会这样固定而合法的制约帝王的力量存在。天子能将皇权发挥到何等地步，取决于他本人的能耐。科举取士虽然打破了僵固的社会等级，但是荣华富贵皆需仰仗帝王的官僚们，终究只能是帝王的臣仆，岂能成为真正制约帝王的力量？

　　英国则不然，君臣的双向契约关系一直保持着，每当国王试图违约，危及贵族利益时，便遭到贵族的联合反抗。其中有王位继承和宗教等因素，但最重要的莫过于征税权了。哪个国王会心甘情愿地走进笼子呢？他只能是一步步被逼进去的。国王与议会间反反复复斗了几百年，历经1215年的《大宪章》、1640年代的清教革命、1688年的光荣革命等重大拐点，终于尘埃落定——王在法下、权在议会。议会的权力是历史赋予的，只有议会才能合法开征税务，由此也才有了英国人自诩的“与生俱来的自由权”，因为他们敢于维护自己的权利，懂得运用法律的武器步步为营，硬是把国王逼进了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