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河沦陷的真实原因？

　　1933年2月，日军侵占山海关，时任国民政府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飞赴北平，13日向新闻界宣布：“日军如侵入热河，中央政府决定全力抵抗。”16日，热河后援会成立，推选朱庆澜、胡适、熊希龄等人为理事;17日，日本关东军司令武藤下令进攻热河，同日宋子文偕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张学良、陆军大学教育长杨杰，以及张作相、朱床澜、杜重远、黄炎培、穆藕初等亲赴承德劳军;18日，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当地驻军四十一军军长孙殿英举行盛大欢宴，宾主双方都慷慨陈辞，表示抗战决心。汤玉麟还发出通电，报告热河战事爆发，呼吁全国支援。

　　实际行动方面，当时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为了应战，已将华北部队分编为两个集团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张学良亲自担任，副司令为万福麟;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为张作相，副司令为汤玉麟，汤本人还兼任热河前敌总指挥。从这些现象上看，国人对热河抗战都充满了信心，一是认为热河局部抗战一定会成为事实，二是认为热河至少不会成为第二个“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沈阳。

　　但事实恰恰比沈阳更糟。

　　汤玉麟无心抗战，一边对外慷慨激昂，一边消极应付，时刻做着逃跑的准备。 陆诒先生根据当时的采访回忆说，他是2月28日下午4时，冒着大雪，搭乘北平热河后援会运送弹药的卡车赶到承德的。第二天上午10点即到省政府去采访汤玉麟，没想到这家伙还没起床，门房告诉陆诒：“汤大帅每天下午2时起床，3时会客。”陆诒随即跑到省党部，门房称党部委员为“大人”，他见到了一位“候补委员李大人”，这位李大人满面烟容，精神不振，一问三不知，并且告诫他：“一切工作都要听命于常务委员汤玉麟，现在无事可做，你初到此地，望言行谨慎。”3月2日上午，陆诒看到汤玉麟积攒了800箱汽油用于逃跑，却不允许用来往前线输送给养。下午两点半，陆诒陪同路透社记者约克、美联社记者伊克和东北迫击炮厂工程师沙顿一起去采访汤玉麟。汤坐在省政府会客室虎皮交椅上接见他们，“他生得肥头大耳，体格魁梧，身穿长袍马褂，装做斯文的样子”，先把秘书给他准备的稿子念一遍，然后说：“外传我也是满洲国官吏，其实从‘九一八’事变以来，我同他们没有来往。我汤某身为军人，对国家只知守土安民。如日军进攻，唯有奋起抵抗，尽我天职。”看他夸夸其谈，陆诒先生请他明天派辆车送他们到前线看看。上午陆诒要到前线被运输处以没汽油拒绝，此时带有反激的意味。没想到，汤玉麟满口应诺：“明天，就在明天，我也要到前线去看看，你们明天上午10时来，我们一起出发。”其实，当天上午他就做好逃跑准备了。就在采访后不久，他就带着历年来在热河搜刮来的金银财宝，大量烟土逃离了承德。 其次军纪极差，毫无抗战信念。 陆诒曾到街上午餐，看见邻座3个下级军官穿得破破烂烂，一边数钞票，一边破口骂人。一听，原来汤玉麟部已经16个月没有发军饷，现在要打仗，才给每个士兵发了20元，每个军官发了60元的热河省兴业银行的钞票。一块银元可兑换这种钞票72元，也就是说，这种钞票根本不值钱———汤玉麟根本不把士兵当人。因此，这支军队军纪极坏，军官做着烟土生意，士兵只好靠抢劫为生。陆诒是这样记录的，“热河盛产烟土，承德一地就有禁烟药店(即公开吸食鸦片的地方)一千多家，这类商店虽常年关闭，老主顾却都懂得从后门自由进出，无需开门营业，店主大部分都是当地军官，他们根本不在乎平时发不发饷，士兵只有铤而走险，靠抢劫为生，苦就苦了当地老百姓”。你说这样的军队会去抗战么，会产生抗战的信念与意志么?

　　热河当地老百姓打心眼里痛恨这支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