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抗战悲惨收场 签订《塘沽协定》为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大门

　　南京政府既抱定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除了消极的军事抵抗之外，交涉的活动是积极的。外交部部长罗文干、财政部部长宋子文二月底来北平就是做这个活动的。罗、宋?南京后，又派外交部次长刘崇杰来继续进行。他们希望通过英国驻华大使蓝浦森、美国驻华大使詹森，由英、美出面调停，把上海停战协定重演。但英、美在华北的利益关系并不大，不似上海那样积极，蓝浦森只是向日方要求维持辛丑条约，秦皇岛附近不发生战事。

　　南京政府不但在外交方面对英、美进行活动，作交涉的准备，同时也在内政方面调整华北的人事，为以后的妥协作准备。蒋介石曾要我兼任北平市市长，我没有同意;又叫我征求地质学家丁文江的意见，要他当北平市市长应付日本人，丁文江也不同意。五月三日南京行政院设立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以黄郛、黄绍竑、李煜瀛、张继、韩复榘、于学忠、徐永昌、宋哲元、王伯群、王揖唐、王树翰、傅作义、周作民、恩克巴图、蒋梦麟、张志潭、王克敏、张伯苓、刘哲、张厉生、汤尔和、丁文江、鲁荡平为委员，并指定黄郛为委员长。

　　从这个委员会名单来看，包括有代表国民党中央和华北地方各方面的人物，也就是想用这个委员会作为第一步“华北特殊化”，与日本进行直接交涉。黄郛是亲日派的头子，用他来当委员长，很显然是对日本表示妥协。黄郛被任命后，并不即时就职，而是在上海和北平与日本人秘密接洽，等待时机的到来。

　　军事上，到了五月二十四日，日军迫近顺义、通州、香河，北平成了三面被包围的形势，日机复在上空飞翔。前方的部队正在溃退，无法收容整理。后方又肯定没有增援的部队，即使蒋介石肯调援兵，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北平只有刘多荃东北军的几个团、和蒋孝先的中央宪兵第三团。白天我到城内各地去看看城防的布置，到晚上八点多钟才回到居仁堂，看见办公室里已经不象往日的样子，我的铺盖也已经捆好了。我问何应钦怎么一回事?他说：“前方情形你是知道的，军分会现在决定撤到长辛店以南，打算十一点钟上火车，火车已经预备好，在西便门外跑马厂小车站上车。你回来得正好，我们等你作最后的商量。在那里有黄郛、张群、李择一、王伦连我一共六个人。我问撤退有没有请示得到蒋的许可?何说：“时机太紧急，来不及请示。”我说：“北平呢?”何说：“交给徐廷瑶防守，他的司令部设在广安门外的白云观。。

　　我说：“敌人已占领顺义以南地区，还来得及由前方调回来布防吗?”何说：“这就很难说了，只好尽力地作去。

　　黄郛自被任命为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长之后，就在上海、北平与日方进行秘密接洽，他什么时候到北平我不知道，这次何应钦邀他来参加会议，自然有作用。黄郛说：“由驻北平日本武官方面得到的消息，如果中国方面肯派军使向关东军要求停战，便可停止对北平的进攻，用外交的方式结束此次战事，并希望在夜里两点钟给他们答复。否则关东军即向北平进攻。黄郛、李择一自不必说，张群的意见是同黄、李一致的，但他不说话。王伦则主张守北平，并且要立刻调炮兵到天安门、中华门，向东交民巷轰击，先肃清城内的日本驻军，不管他日本人也好，美国人也好，英国人也好，一概把他轰完，横直也不过丢了一个北平;使英、美旁观者吃一些亏，然后他们对日本有所责难，谁叫他们同日本人住在一起呢?他这些激奋的话，大家都不赞成。何应钦没有主意，仍然想撤退。我说：“调兵增援肯定不可能，前方部队正在溃退，未必就能调来北平，从容布防，而我得到的消息已经有人从事伪组织，运动某些部队参加。如果我们军分会一撤退，伪组织可能就立刻出现，敌人就利用伪组织作为对手与它签订协定，作为这次战事的收场;将关东军撤回关外，并不占领平、津，而平、津已成为一个特殊化的第二满洲国。这样河北就非我国所有了，损失岂不是更大。因此我主张一面布置北平的城防，一面派军使去商量停战，万一停战不可能，然后把北平交由徐军长作背城借一。我们那时候仍有从容退出的时间，现在又何必这样急呢?”大家都以我的说法为然，但何应钦仍以未曾得到蒋介石的指示为顾虑，因为事情太重大了。那时北平和牯岭长途电话还不通，打电报去请示万万来不及。我说：“委员长要我们来主持这方面的事，我们要为他负一些责任。古人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况且现在是君命来不及的时候呀，我们应该把责任负起来吧。如果以后委员长不同意，我们愿共同受国家法律的处分就是了。”我说完这番话，张群支持我的意见。何应钦才决定派军使去与关东军商量停战。由黄郛、李择一去答复北平日本武官。王伦见这样决定，遂愤愤地上楼睡去了。后来王伦在中南海骑马，堕马触树，脑破身死。他在那时算是北平军分会参谋人员中主张抗日最激烈的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