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2期(3)

　　一作为日本人对中国事变的内心反省（幕僚用）本文是为对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内佐、尉级军官实施教育的原稿，对于佐、尉级军官，鉴于其地位及素质不同等等，在进行教育时，特意删除了一些机密细微事项，这里主要是为给幕僚提供参考，而对原稿稍加修改后印刷成册的。基于指导战争的需要，言论遭到极端的压制，有谁若说出几句对日本不利的话或对日本稍作批评，纵令他真是从顾念日本、爱中国、忧虑东亚的热情出发，也不免这样的遭遇：若是日本人，则冠以“卖国”，若是中国人，则被划分“抗日”、“通敌”或“重庆分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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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三笠宫采访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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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日军编制和军衔译名问题的讨论（续）

　　日军编制译名以直译为好 高晓星

　　 《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1期登出了几篇关于日军编制和军衔译名问题的争论文章，看后颇有感触，我也想就日军编制译名谈点个人看法。我认为，对日军编制和军衔还是以直译为好。中国过去绝大部分的档案、书籍、文章均是采用直译的方法，一般中国人都能看懂。我在编写《民国海军的兴衰》和《民国空军的航迹》两本书时，均采用了直译方法。当然，对于个别容易产生歧义的地方，仍可采用意译，但总体上还应直译。

　　也谈日军编制的译名问题 周启乾

　　 顷读1994年第1期有关日军编制和军衔译名问题的讨论，虽有文章力主改变旧译，使用通用军语，但笔者不敢苟同，而基本赞成邹念之、张振鹍等先生的意见。愚意以为，我们目前虽然可以继续探索更为恰切的译法，但是，在还没有得到满意结果的情况下，当仍以尊重传统译法为宜。关于日军编制“对译”为相应的中国军队编制的作法，笔者亦以为两国情况不同，难以作到真正对应。以日军“师团”而言，即绝对不能简单地译作“师”。

　　从中日军队实力对比看日本军制部分用语的译名问题 赵延庆

　　 军队编制和军衔是军制的组成部分。近代各主要国家的军制既有其大体相近的一面，也有各具特点的一面，若能系列对应地用中国军语或所谓各国通用的军语进行移译，自然很好。但日军的军制特别是编制，在三四十年代，与同时期的中国军队相比，差异太大，难以一一对应。而在编制系列中处于关键环节的是日军“师团”和华军“师”的关系，如果这两者弄清了，则其他编制单位和军衔等不难解决。我们就侧重于这两个编制单位，对中日两军的编制结构等作一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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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展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两党谈判的力作──评《失去的机会》 毛磊李明强

　　杨奎松著《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是近几年研究国共两党关系的一部颇具特色的专著，已引起史学界同行们的关注。《失去的机会》一书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际国内的形势变化为背景，着力刻画、记述了国共两党在民族存亡之际，团结御侮，一致抗日，争取国内和平，以实现中华民族抗战胜利的共同愿望的历程。该书以国共两党为实现和巩固第二次国共合作所进行的秘密的公开的谈判为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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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冈暴动──中国“劳工”在日本的抗日壮举》一书评介 谢忠厚

　　河北大学刘宝辰编著的《花冈暴动──中国“劳工”在日本的抗日壮举》一书（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出版）是建国以来第一本比较全面地介绍、研究花冈暴动的学术著作。花冈暴动或花冈惨案，是中日战争期间在日本国土上爆发的一次中国人悲壮的抗日斗争。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为实现独霸中国、称霸亚洲和世界的侵略扩张计划，弥补其国内的经济困难，实行“以战养战”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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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抗战史》评介 肖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