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国民党敌后战场(3)

　　再如：在第九战区，据白崇禧日后回顾：“本战区之游击战，系以大云山、九宫山、岷山、庐山等为根据地，在第一、二、三次长沙会战时，协助国军将汨罗河南北公路及湖南境内公路彻底破坏，使敌军重炮、野炮、战防炮、卡车等皆不能通行。故第一次会战，敌知难而退。第二、三次会战，则因补充不及，空投无济于事，遭我空军之袭击、侧击、追击，敌铩羽而归。三次长沙会战，我国军将士在攻守方面，固有殊勋，然民众破路之功亦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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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的坚决程度，亦可从这些阵亡的高级军事干部名单中看出，他们是：山东第六区专员范筑先、第三军军长唐淮源、第九十八军军长武士敏、第二十四师师长寸性奇、沂水游击司令刘震东、东北游击司令唐聚五、皖北游击副司令雷忠……国民党广阔的敌后根据地何以中途夭折抗战八年，国共两党都在敌后致力于建设抗日根据地。但结果迥异：国民党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到1943左右，基本上都丧失了，近百万敌后游击武装，到1945年也差不多损失殆尽;相反，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在这八年时间里，从陕北一隅，迅速扩展到十余省，敌后武装力量也从最初的数万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近百万之众。同样是开展敌后游击战，同样是经营敌后抗日根据地，二者的结局何以如此大相径庭?

　　原因一：国民党敌后战场屡屡配合正面战场，引来日军疯狂扫荡

　　与中共在游击战中能够坚持“独立自主”有所不同，虽然蒋介石提出了“游击战高于正规战”的口号，但国民党各个游击区的抗日部队，其活动的主旨仍然是为正面战场的正规战服务，作战自由度其实并不高。

　　这种“为正规战服务”，有长期和短期之分。就长期作用而言，自国民党统帅部作出游击战决策，倡导敌后游击后，国民党投入敌后的兵力，最鼎盛时期，一度达到100余万，其先后开辟的游击区与抗日根据地，又大多处于战略位置重要之地，如第一、二战区在太行山、吕梁山、中条山，第三战区在天目山，第五战区在大别山，第九战区在庐山、大云山、岷山等，这些地区可攻可守，且直接威胁日军交通要害，迫使日军不得不以重兵防守，如第二战区在晋南会战后“牵制着日军约7个师团之兵力于晋绥地区”;卫立煌部在中条山根据地长期“牵制着日本军三个师团”;日军占领武汉、广州后被迫停止战略进攻，与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和敌后根据地的这种牵制作用，有很大的关系。

　　短期作用，则如前文提到的，徐州会战期间，为防止日军增援，第二战区的游击部队全面出击袭敌扰敌;再如三次长沙会战期间，第九战区游击武装大肆游击，协助野战军将汨罗河南北公路悉数破坏，使敌人辎重车辆无法通行;又如枣宜会战期间，大别山游击部队“自5月中旬在广水、信阳一带京汉铁路进行游击活动”，并渡过汉水在日军第13师团警备地区与日军“反复进行争夺战”，“截断平汉路，威胁及破坏敌人后方，使敌补给联络发生极大困难”……

　　如此种种，都促使日军不断加强对敌后国民党根据地和游击部队的扫荡力度。如以10万兵力扫荡中条山根据地;以五万兵力扫荡太行山根据地……而日军以万余兵力反复扫荡国民党敌后根据地，则更是极为常见之事(如鲁南游击区)——正如学者杨奎松所说：“从1938年底到1941年底，正面战场上几乎每一次重要战役，军委会都直接指令敌后游击部队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尤其是：每次配合正面战场正规战后，都会招致日军报复性的残酷扫荡;与正面战场配合愈多，招致的扫荡也就愈多;每配合一次，就意味着一次根据地的缩小。这一现象，不单单发生在国民党身上——共产党部队发动百团大战之后，也招致了相同的结果。

　　原因二：国军其实是在用打正规战的方法去打游击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