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南会战，中央军协防南宁

　　1939年元旦，张发奎就任第四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该战区所辖地域确定为粤、桂两省，需要“向桂林行营呈交报告，但不必咨询或请示批准什么，在人事问题与军事行动方面接受指导，而非指挥”。实际情况较为特殊，基于地缘政治和历史关系，第四战区事实上不能插手广西军事，副参谋总长兼任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在桂省具备绝对指挥权威。

　　桂林行营判断“广东方面之敌，将扩大占领区域，进出梧州，对北海必系佯动”，重点置于粤北方面，沟通粤桂的西江流域仅有“约六个团及地方团队”。8月21日，蒋介石致电白崇禧：“对北海方面防务，应特别注意，以备万一。务令各部队严密防范，并再加强工事为要。”

　　此时，桂南连同广东南路沿海一带，正规守军只有第16集团军，外加一些地方团队，据桂省主席黄旭初的说法：“士兵是广西的，中下级军官也大多数是广西的，但优秀的早已参加了老部队出发长江流域各处作战了，这多是残余比较差些的，连武器也是七拼八凑颇为杂乱的，训练的日子既短，作战经验更说不上。”

　　新编第19师第56团驻守防城沿海，经常受到日舰骚扰，团长刘自强深感海面敌情复杂，通过防城县长与法国殖民当局越南海宁省军区取得联系，达成互通情报协议。法军后来两度通报“日军在涠洲岛集结很多的军用物资，正为进攻钦(县)防(城)沿海作准备”。刘自强分析日军登陆征候非常明显，但师长黄固传达上级指示：“日军不会在钦、防登陆的，你们要沉着。”

　　究竟何种因素导致高层轻忽粤桂沿海防务，黄旭初晚年说得真切：“军事委员会以日军在湘北新败，何能再有余力新辟战场?对北海和钦(县)防(城)敌人上陆的情报，当初似未重视”。第一次长沙会战持续月余，日军并未达成捕捉歼灭中国军队主力的目的，且因自身力量不足而退回原地。

　　蒋介石乐观认为“我国抗战局势，已临到胜利的一个大转折”，错误估计“敌人此后不会再攻北海”，示意“在北海与桂南一带的防御部队，可抽调一部到西江”。毫无疑问，白崇禧非常支持这项调动计划，他提醒部下加速整补，准备开赴广东南路扩大势力范围，“摆下新桂系的几颗棋子”。

　　11月15日，日军第5师团和台湾混成旅团分别在钦县以西、以南登陆。正在重庆出席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的白崇禧匆忙赶回广西，主管作战的军令部第一厅“根据过去作战经验，我以九师兵力对敌三师团，显属敌占优势。为防敌使用三个师团以上兵力进犯柳州，实有增加桂中兵力，俾增强阻止及牵制力量，作巩固柳州守备之准备”。

　　桂林行营征得蒋介石同意，首先电令位于湖南衡山一带的机械化第5军急速增援广西。22日，蒋介石电告白崇禧转第16集团军：“着夏(威)总司令、韦(云淞)副总司令负责指定部队，固守南宁据点，待我部队集中后，断然予以打击。如无命令而使南宁不守，即以军法从事。”

　　夏威知道所属各师战斗力不强，认为“固守南宁北方那条险峻山脉的高峰隘和昆仑关两个要隘，以待兵力集中后再与敌作战，最为上策;其次，为在邕江击敌的半渡，而不主张守南宁城”。白崇禧心里也清楚，私下交底黄旭初：“我方集中兵力，计需三个星期以上，预料只能在邕江北岸和敌决战”。

　　显然，在守不守南宁的问题上，中央和地方意见相左。23日，桂军第135师第405团对日军“反复进行了20余回合的反击和抵抗”，但坚持一天之后，团长伍宗骏渐渐无法掌握部队。适时，第5军第200师部分抵达二塘，伍宗骏提议共同守城，第600团团长邵一之明确拒绝，“说他的任务是在二塘附近掩护师主力之集结，并没有守备南宁之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