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在兴隆县制造“无人区”的罪行

　　1933年4月，日军侵占兴隆县城。从此，兴隆县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长达近13年之久。为了巩固其殖民统治，日伪当局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毒辣政策，他们实行“集家并村”，建立“集团部落”，制造千里“无人区”;进行大检举、大屠杀，在兴隆县境制造了数十起惨案。

　　兴隆县是伪满洲国西南“国境”线的大门，日伪防御之重点，而且战线长。伪满洲国推行的“集团部落”规模和设施不尽相同。按1935年日本关东军在东边道(行政区)推行“集团部落”的设计，通化地区的部落为100米见方，每个“部落”居住350人左右。因而，该地的“部落”里居住的民众生活设施还比较齐全。而在伪满西南“国境”线，特别是兴隆县推行“集团部落”时，太平洋战争日益不利于日方，关东军精锐部队大批南调，日军在“满洲”已经失去往日的优势，其殖民统治也走向濒临崩溃的边缘，只得把越来越多的民众强行驱赶进“部落”。部落内的老住户尚能在原来的宅基上挤缩，而新搬进来的住户只得“见缝插针”，人畜混在一起。因此，老百姓称“部落”为“人圈”。

　　在兴隆建设“集团部落”所限时间，多则10天半月，少则不得超过3至5天。被强迁的居民根本来不及拆走原来的住房，更无力在偏远的山区运输建筑材料，只能搭窝棚。这窝棚夏天只遮光不避雨，冬天冰雪交加，寒风刺骨，因冻死、饿死、病死(瘟疫)的民众尸体到处可见。今天埋别人，明天被人埋，几乎家家陈尸，户户戴孝。

　　在兴隆实行“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局部“小集家”阶段

　　1939年秋，日伪军多次在长城沿线的深山区讨伐。火烧狗背岭、四座楼、坡头、大树洼、鱼子山、大河局等地民房。当年冬季，便在五指山腹地实行“小集家”，强迫黑河上游数十个村的居民集中到成功、天明、解放、孟大地4个村;驱赶潵河川北山榆树沟居民搬迁至杨树台;将横河川北部山区的沟门子、羊羔峪、岭根子、东台子、水泉子、石墙地、马架沟、杨树沟、老侯家、分水岭、西北峪、窟窿石、天桥峪、赵大地、草木庵、石沟、红石沟等20多个村的居民分别集中到安子岭、双炉台等村庄居住。为防止居民返迁，在驱赶居民过程中，组织半壁山警察署及部分讨伐队计500多人，进山烧毁14条山沟的1500多间民房，并抢走部分粮食和牲畜 。到1940年秋，在抗日游击队和地方抗日政府的帮助下，大部分居民又返回原住地，重新建房。

　　(二)试行阶段

　　1941年春，遵照伪热河省总务厅试行“集家并村”的密令，兴隆日伪当局开始在兴隆县黑峪沟、冷嘴头、龙洞峪、八仙、花市、大黄岩、小黄岩等长城沿线各村庄及黑河、横河上游，强迫群众试行集家。“部落”建成后实行严格管理，羊羔峪以北的村庄都集中至羊羔峪北大地，叫羊羔峪“部落”。“部落”围墙上写着“明朗羊羔峪”等标语，还架通羊羔峪至半壁山警察署电话。在“部落”里设警察分驻所，常驻警察20多人，其中有一名日军负责人叫松山。当年春夏之交，羊羔峪“部落”里发生瘟疫，一次死亡达400多人，占“部落”总人口的30% 。松山也患了病，披着被子，骑着毛驴，被警察送走。不久，那些根本就不愿意呆在部落里的患病警察也乘机相继撤回大川驻扎。故土难离的居民推倒“部落”围墙，搬回原住村庄。

　　日伪当局在搞“集家并村”尝试之后，得出的结论是：要“实行集家”并村，非“强制”与“镇压”不可，否则难以推行。为实行“集家并村”，日伪当局不断往兴隆调集兵力，到1942年冬，集结到兴隆的总兵力达到2万余人，与兴隆总人口之比是7：2(即7民2兵)。同时，还将在“东满”推行“治安肃正”首脑人物及与抗日联军多次作战的警察讨伐大队，开始由通化省向兴隆县调动(其中有原系东北抗日联军，后投降伪满的程斌队、安田队等)。调任姜全我、日本人岸谷隆一、皆川、户仑胜等人，分别任伪热河省长、副省长、警务厅长、协和会副会长等要职，为筹划具体实施《西南地区肃正工作实施纲要》(即大 讨伐、大扫荡、大检举、大集家)做军事准备。

　　(三)大规模“集家并村”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