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任弼时几次分歧 任弼时为什么能受重用(2)

　　父亲就是这样“全权代表中央”处理了湖南暴动问题。大约是如此处理不甚合中央意图，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改派罗亦农、王一飞去湖南，调父亲回中央。

　　父亲调回中央工作后，非常尊重毛泽东，工作中密切配合，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当然，偶尔也发生过争论。

　　1947年3月12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延安，调集了34个旅，计23万人，从南、西、北三个方向逼近。战火烧到了延安大门口。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暂时主动撤离延安：“诱敌深入”，凭借陕甘宁边区优越的群众基础，打一场人民战争；采用“蘑菇”战术，集中优势兵力，伺机歼敌，以达到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的目的。

　　继而，依战争形势的发展，党中央又决定成立前委、工委和后委。

　　由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三人率党中央和前委及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指挥西北及全国各战场的作战；由刘少奇、朱德率工委，移至晋察冀解放区，完成党中央委托的任务；由叶剑英、杨尚昆等率后委即党中央及中央军委机关大部分人，转移到晋绥解放区进行工作。

　　留在陕北的机关人员全部武装起来，和警卫部队一起合编为中央支队，由父亲任支队司令员，陆定一任政委。

　　父亲肩上的担子很重。一方面他要和周恩来一起协助毛泽东指挥西北和全国这个大战场，同时还要指挥这为数不多，但关系重大的警卫部队与胡宗南等几十万气焰嚣张的国民党正规军周旋，确保党中央和毛泽东万无一失。

　　1947年6月7日，险情发生。国民党胡宗南部刘戡率4个半旅从延安、安塞经蟠龙真武洞，由东南向西北扑来，离中央机关驻地王家湾只有几里路。与此同时，胡宗南部董钊也率军出延安经安塞高桥向保安进发。时下，我西北野战军主力在陇东地区，距王家湾几百里之遥。毛泽东身边的全部兵力只有4个连，加上后勤服务人员算在一起，也不过300来人，真正能投入战斗的仅200余人。形势相当严峻。中央决定立即从王家湾转移。

　　向何处去？

　　父亲以支队司令员的名义通知部队向北转移，如有情况可向东走。因为此时西有敌马鸿逵部、南有敌刘戡、董钊部，东又濒临黄河。父亲认为只有北面路宽、活动余地大，必要时可以过黄河。这样才可保证毛泽东和党中央的绝对安全。

　　而毛泽东坚决反对向北、向东，更不同意有情况就过黄河。于是两人激烈地争论起来。毛泽东主张迎着敌人向西转移，中央一定要坚持留在陕北。

　　父亲担心“向西转移，很可能和敌人相遇，即使避开了胡宗南的主力，西边也是马鸿逵的防区，部队仍有可能与敌人遭遇，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的安全仍无保障。”毛泽东则预料，敌人不会往西，西边是一条很荒凉的小路，即使敌人向西追，速度也快不了，向北到高阳岔，则是一条大道，敌人若追来，速度会很快。

　　父亲考虑必要时过黄河，因他把保卫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安全视为全党赋予他的重任。朱德总司令东渡黄河前曾再三叮咛留在陕北的警卫部队：“你们的任务很重大、很艰巨。一定要想尽办法保证毛主席、党中央的绝对安全，不能出一点差错。”中央留在陕北，父亲当然完全同意，但是在紧急情况下作为中央支队的司令员，父亲把保证毛泽东的安全作为考虑问题的根本立足点，这也是很自然的。为此，父亲竭力说服毛泽东同意自己的意见。

　　然而，毛泽东的战略思维，使他具有超常的胆识与洞察能力，并且，他毕竟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丝毫没有考虑到个人安危，满脑子都是全国解放战争的全局。他对父亲说：“中央留在陕北，是一个战略问题，这样可以牵制住敌人，减轻其他战场的压力。如果中央过了黄河，西北战场的敌人就会很快扑向山东，或其他战场。这对全国解放战争是不利的。”

　　父亲对毛泽东的智慧是信服的，在中央苏区时就认为他有才干。经过争论，认识统一了，父亲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尔后的事实，恰恰被毛泽东言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