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老兵魏华毕口述历史

　　我叫魏华毕，出生于壬戍年(经查阅资料，为1922年)9月26日，沙湾区嘉农镇魏坝村人，不识字。

　　乐山大轰炸那天(1939年8月19日)，当时我在船上干活，顺水而下，为五通桥牛华溪盐厂运煤炭到了乐山，遇到日本飞机轰炸乐山城。飞机非得跟矮(乐山方言低的意思)，有30几架(史料记载共36架)飞机。 就在其后不久，我们保的保长魏光元，带着人来抓壮丁，本来是准备抓我哥哥的，因当天哥哥去乐山县城卖柴禾躲过，就把我抓了，当时我还不满17岁。一起被抓的还有： 魏东林、“两元钱”(只记得外号)、魏仕明、刘元高(太平寺人，今太平镇。只有他和我战后回到老家)、魏光汉另外5个。 随后被送到乐山国民兵团，在那里每顿只能吃小娃儿耍的那么大点的铜碗儿两碗稀饭，吃不饱。后送到大地庙补充2团，在补充2团，有时可以打点小牙祭。再后来，编入国民革命军第2军(军长叫李延年)第9师(师长叫郑作民)25团重机枪连1排1班。然后集中坐轮船到湖北巴东交给新兵团。那船是英国制造的。行进的路线：乐山——泸州——重庆——巴东。在巴东，冬天吃水是这样解决的：把雪收集到桶里，等雪融化成水后，用瓜瓢舀来喝。在巴东，我因年纪小、体力弱，抬不动机枪，被安排背子弹，也就是运输兵。

　　我们进行打靶训练，练打靶时，还用香来瞄准，有时我担任“活靶子”——我猫在战壕里，手里举着靶让训练的士兵射击。就这样在巴东待了半年多。

　　后来，部队开到广西，昆仑关战役打响后，师参谋邓朝彦(音)带领我们接火线(与敌人交火)，战斗很惨烈 ，敌我伤亡都很大。我在与日本鬼子拼杀过程中，被一个鬼子兵刺刀刺中左臂，我顾不得伤痛，使劲一枪托将这个鬼子打翻在地，顺势一刺刀捅过去，刺刀从鬼子腋下刺入，从肩胛骨穿出，鬼子当场毙命。在这场战役中，我的师长郑作民不幸牺牲。当时师长正拿着电话机接电话，敌人一枚迫击炮弹打过来，师长当场被炸死，尸体炸飞了。军长得到消息，打电话给师参谋邓朝彦，怒吼道：“找不到师长的尸体，我枪毙你!”后来，我们收殓了师长，抬着他遗体，敲锣打鼓把师长送回湖南新田县老家。

　　我在昆仑关受伤后，张同彪(黄埔教导团团长)把我送到野战医院，治疗40多天后伤愈，我打电话给张同彪，由他接我回到部队。昆仑关战斗，伤亡惨重，编制不够，战斗结束后，开到贵州遵义征召新兵，补充兵员。在贵州，士兵穿的是短衣短裤，当官的是长衣长裤。在贵州，部队开始是住在老百姓家里，时间长了大家觉得不方便，不合适，部队找到附近庙子管事的，请求帮助。庙子送了我们部队几十根木头，供我们搭建营房。 后来，我部又被调往湖北宜昌，参加宜昌会战。宜昌战斗中，日本鬼子对我们使用毒气弹，我们受不了，取不到水，战士们就用自己的尿把毛巾打湿捂住嘴，以防毒气的伤害，继续与敌人作战。日军利用空中优势，派飞机轮番对我军阵地进行轰炸。战斗中，一个军旗手被日本兵开枪击中死掉了，我冲上前去，把旗子捡起来，穿上旗杆，冲上山包，把军旗插在地上，然后把随身携带的十字锹挖了个深坑，我就躲在坑里。

　　在宜昌，我们还看到了日食。记得当时吃过早饭，天慢慢的黑下来，太阳变成了“月亮”。后来，部队又调往云南保山，到保山的有33师(师长叫杨宝谷)、76师、9师、97团(团长外号叫霉豆腐)。这时我在团部当传令兵，干了有两个月。不久，部队又调到贵州毕节驻防。 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向团长提出申请，要求复原回家，获得准许。我从毕节搭一个认识的人拉盐巴的车，经自贡到泸州，由泸州走路到井研，在井研竹园遭抢，全部证件丢失。继续步行回到老家。育有两儿一女，全家务农至今。

　　瘫痪卧床多年的魏华毕老兵，躺着向志愿者行了个标准的军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