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日联军和苏联远东军关系回顾(4)

　　这次周保中、冯仲云和赵尚志以及有苏方代表参加的会议，在抗联历史中称之为第一次伯力会议。在会议结束之后，赵尚志随同周保中经饶河，冯仲云则经黑河返回中国东北。

　　在1940年9月间，苏联远东军以其联系人王新林的名义给抗日联军一些领导人发出通知，内称：今年12月将召开东北党和游击队干部会议，将有中共中央代表参加此会。预定在此次会议上解决东北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有关的一切问题。各军事领导人、政治委员和党委书记要在12月前到伯力报到。被通知到会的有：第一路军总指挥杨靖宇、政治委员魏拯民，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副总指挥赵尚志，第五军(尚未改为支队)军长柴世荣、政治委员季青，第二支队(原第七军)支队长王效明，北满省委书记金策，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政治委员冯仲云等人。

　　陆续接到上述通知的抗联领导人都喜出望外。盼望和党中央取得联系，是大家等待了几年的事情。因此，从11月到12月，各领导干部在自己部队的护送下，突破日伪军的围剿网，相继进入苏联境内。但是，杨靖宇已在1940年春季牺牲，魏拯民当时被日伪军围困在桦甸县牡丹岭的密营中。他和苏联人没有建立起无线电联系，无法得到通知。在长时间断粮之后于1941年春去世。在1940年的12月前后，第一路军仅有少数部队冲出敌人的包围并从晖春方向撤退至苏联境内，其中领导人有金日成、安吉、徐哲、崔贤和朴德山(金一)等人。金日成、安吉和徐哲三人被指定为东南满省委和第一路军的代表参加了第二次伯力会议。

　　当周保中和李兆麟等人到达伯力之后，苏联人才告知实际上并没有中共中央代表要来的事，因为当时苏联和延安之间依然没有联系。苏联人解释了他们的用心，他们认为这样的会议是非常需要召开的，考虑到中共党员的自尊心，认为只有用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才能把各位请来，希望大家谅解。

　　当时抗联同志虽对中央代表未来很失望，也对苏联人的做法不满。但是也认为能够有这样广泛代表性的领导干部在一起开这样一次会议很有必要，而且在冬季最险恶的环境中，使抗联队伍转移至苏联境内度过冬季也是有利的。不过，在会议的酝酿过程中，与会人员发现苏联人有一个关于东北抗日游击队的领导关系和斗争方针的新设想，他们的这些设想是有损于中国共产党和兄弟党之间关系原则利益的。

　　在尚未正式开会之前，苏方代表王新林先以个别交谈方式透露出自己的方案来试探我们的反应，他的谈话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①东北抗日联军按目前这样的游击作战方式是难以维持长久的，这样的惨重损失是谁也无法经受的;②日本人的严密封锁隔离政策，使东北抗日联军无法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你们缺少最起码的生存条件，这是游击队屡次遭受挫折的原因，这种情况目前看不出有何转机;③抗日游击斗争的方式应更加小型化，以三五人的小分队单独行动的办法为主，但不是执行一般的游击作战任务，而是以最隐蔽的方式执行武装侦察任务，广泛收集军事情报，为最后解放全东北消灭日本关东军做长期准备工作;④由一名苏军人员担任抗日联军总司令，中国党东北的几个省委则不要再管抗日游击队的事情。

　　王新林所指出的抗联所处的环境，应该说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东北抗日联军在1938年之内，人数由3万余人锐减至5000人;到1939年年底，总人数可能还有2000人;而到1940年底，抗联撤退到苏联境内的加上仍然留在东北境内斗争的合计起来已不足1000人了。每年夏秋两个季节里可以打几次胜仗，增加一些兵员;但一到冬季又损失惨重。因此斗争方针确有重新研究的必要，第一次伯力会议虽说是提出了以保存实力为主，但是由于无法抵御敌人冬季的重点围剿，损失依然巨大。至于苏联人提出的要把抗联队伍全部改编为武装侦察小分队，虽然总的目标也是对日斗争，但是它改变了东北抗日联军的性质。同时侦察分队有它自己的特点，保密性强，派遣出去和返回必须是极端秘密的，而且又必须是经苏联人实现的，这种情况任何抗联领导人都无法插手，因此无法继续保持和保护抗日联军的行政管理系统。这样下去，有朝一日苏日战争爆发之后，在东北境内就不可能再出现一支东北抗日联军的队伍，在抗日联军中的中国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也无法形成政治上的核心力量来领导东北人民的解放斗争。这将有损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利益。如果再加上由苏联人担任抗日联军总司令，那显然是剥夺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自己的武装部队的领导权。让省委和抗日联军分离开来，也是我们无法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