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满洲省委创建南满地区抗日武装统一战线述略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发动了蓄谋已久的武装侵略战争，蒋介石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中共满洲省委在创建南满地区(注：南满地区：东北地区为满族发祥地，世人亦称为“满州”，为明确方位习惯上把北宁铁路东段和沈海铁路以南称为“南满”。主要有安东、本溪、兴京、恒仁、宽甸、凤城、庄河、岫岩、临江、辉南、通化、长白、安图、抚松、集安、濛江(靖宇)、海龙、金川、柳河等19县。)抗日武装同时，也创建了南满地区独具特色的抗日武装统一战线，本文就此问题述略于后。

　　一、贯彻“两个联合”创造性地开展对抗日义勇军的上层联合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地一部分具有民族气节的爱国人士、军队将领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旗帜下，不顾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避免与日军冲突”的命令，自动联合起来打响武装反日第一枪。中共满洲省委是东北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主要政治力量，虽然力量薄弱，政策指导和工作范围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它的反帝爱国精神、政治远见和斗争策略对东北各族人民的抗日斗争有很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1932年1月中共满洲省委制定了《关于全满洲劳苦群众的斗争纲领》等文件。这是中共满洲省委早期抗日救国策略的最初体现，是早期创立抗日武装统一战线的特有标志。“军人与武装民众联合”、“被压迫民族联合”体现了抗日战争开始阶段中共满洲省委对敌斗争策略的方向性和灵活性。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者，在自己没有武装力量的情况下，仅靠我党孤军奋斗，显然是不可能将侵略者驱逐出中国的。必须不分民族，不分阶级，不分党派，消除歧见，形成强大内力，共同对敌，在抗日的旗帜下各种武装联合起来，枪口一致对外，这是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活动在东北各地的抗日义勇军虽然有较强的战斗力，但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很容易被日本侵略者各个击破，如果义勇军走向失败，在东北便失去武装抵抗力量。中共满洲省委在创建抗日武装同时，还要着重做好抗日义勇军的统战工作，使武装抗日得以延续，给我党抗日武装以发展壮大时间。1932年1月27日中共满洲省委在《满洲工作近况》中对抗日义勇军做了深刻分析，指出义勇军的“前途”1931年底至1933年初，中共满洲省委不断向在东南满地区活动的抗日义勇军派进党团员和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创造性地对东北抗日义勇军做了很多上层联合工作，使东北武装抗日斗争不断向纵深发展，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抗日武装斗争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落实“一二·六指示信”精神创建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

　　九·一八事变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占统治地位，虽然“左”倾中央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并为拯救祖国危亡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由于在“左”倾的理论指导下，错误评估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外形势，因而实行了一系列错误策略。1932年6月由博古领导在上海召开“北方各省委代表会议”(即北方会议)，无视东北已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的特殊情况，强行要求中共满洲省委把“反日战争与土地革命相结合”，提出“创建红军与苏维埃区政权”的主张。“北方会议”精神的贯彻给磐石地区的抗日斗争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中共满洲省委创建的反日游击队受到了重创，发展形势十分渺茫。对此，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在1932年8月30日就目前斗争形势及今后工作几个问题向省委做“紧急”报告。提出“须用十二万分的力量”克服磐石党所遇到的严重危机。磐石是中共满洲省委重点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区域之一，因此，对磐石中心县委的报告十分重视，决定派杨靖宇作为常驻代表在那里工作[1]。不久，中共代表团召开了讨论东北问题的专门会议。王明起草了两个文件。其一为1933年1月17日的《在三项条件下同全国各军队联合抗日宣言》似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其二为1月26日的《中央致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以中共中央名义)——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一·一七宣言》志着中共中央开始修正在东北的革命斗争策略，跳出了实行下层反帝统一战线的狭隘圈子，对东北抗日民武装一战线有了新的展望。《一·二六指示信》提出在东北“尽可能造成全民族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力量，共同的与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2]。尽管这在当时还只限于东北地区，但是它已经具备了广泛的全民族统一战线的性质。这表明中共中央从东北的客观实际出发，尊重了东北抗日斗争的客观规律。对“北方会议”以来中共满洲省委推行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进行了纠正。第一次提出建立反帝统一战线，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反日策略发生转变。虽然指示信仍存在着“左”的倾向，但在指导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却跨跃了十分重要的一步。这是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策略的重大转折，给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带来了曙光。1933年5月，中共满洲省委通过了《执行反帝统一战线及夺取无产阶级领导的决议》，标志在东北放弃“开展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极“左”路线，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民族解放斗争上。重新整编的抗日游击队在杨靖宇的领导下认真贯彻“一·二六”指示信精神，认真纠正前期在反日工作中的错误，做了大量的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的团结和争取工作。“马团”和“赵团”与游击队结有宿怨，一次“马团”和“赵团”在板凳沟遭到日伪军的包围，数次突围未成。杨靖宇率队解救，使他们突围成功，对其他义勇军和山林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一些反日义勇军和山林队主动向游击队靠拢。有的还能听杨靖宇指挥，直至联合作战。中共满洲省委在省委机关刊物《斗争》第五十一期上以“磐石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的名义发表宣言。这一宣言得到许多反日义勇军的积极响应。南满地区抗日武装联合条件已经基本成熟。1933年7月下旬杨靖宇在桦甸县八道沟附近主持召开了南满反日军联合参谋部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抗日武装领导人70余位，各部官兵千余人，杨靖宇被选为参谋部政委，毛作彬(山林队首领)被选为总司令，李红光被选为总参谋长，付殿臣山林队首领)被选为军需长，其余各部首领任参谋委员。南满反日军联合参谋部是中共满洲省委创建的抗日武装和抗日义勇军、山林队最早的军事联合组织，是最早的军事统一战线雏形。“一·二六指示信”的主要精神，在南满地区得到了创造性的落实。为了扩大游击区域，联合更多的抗日军在更加广阔的战场上同日本侵略军作战，人民革命军独立师司令部和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决定人民革命军独立师越过辉发江南下，开辟新游击区。经过精心准备，1934年2月21日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和大小抗日义勇军共17支队伍首领在白浆河东南20华里处的城墙砬子召开了“抗日军各部领导人联合会议”，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史称江南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会议在人民革命军独立师政纲基础上形成抗日联军的斗争纲领，重申联合斗争的三项条件，通过了抗日联合宣。会议以无记名的方式选出总指挥部领导成员，杨靖宇被选为总指挥，隋长青(山林队首领)为副总指挥，总政治部主任由满洲省委巡视员小孟(原中纪委常务书记韩光党同志化名)代理，总参谋长为李红光，赵铭思(山林队首领，不久升任副总指挥)为外交部长。参加抗日联军总指挥部的其他16支队伍编成了8个支队，划分了活动区域。抗日联军总指挥部它不仅是各抗日武装一般联合性组织，也是一个军事领导机关，它的领导权已经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里，充分体现了它的抗日救国的方向性和对敌斗争策略的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