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赴日本北海道法庭作证，揭日本强掳虐待中国劳工事件真相

2018-04-10 14:28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摸金校尉手机版

2006年5月7—12日，我应日本北海道劳工诉讼律师团及北海道日中友协邀请，在康健律师陪同下，赴北海道法庭作证并赴室兰港演讲。

提供证据

大约是在1995年，由日本左翼政党（共产党与社民党）组成的中国劳工对日索赔诉讼律师团成立，并来中国内地征集当事人口述与档案证言。日方曾两次相邀赴日演讲与作证，本人均因准备不足而婉拒。此次赴日，是在准备较充分的情况下成行的。我们于5月7日乘早8：30的飞机正午到达东京成田国际机场，之后又到200公里外的东京羽田机场转乘赴北海道的航班，于当晚到达目的地——北海道首府札幌市。8日与原告方律师团做紧张的准备、预演，9日下午13：00赴北海道高等法院——札幌法院作证。

法庭不大，庄严而肃穆。出庭的有法院方：法官、书记员、记录录音员、翻译约10人；被告方：日本政府代表、战时用华工企业代表及代理律师20人左右；原告方：北海道律师团田中贵文事务所和浅井事务所律师及中方律师康健与作为证人的本人及翻译10余人；听众席上40余人。全场共约100人。开庭后，我到法庭中央的证人席，在举行了例行的忠诚宣誓后开始接受原告律师的质询，进入实质的作证程序。

我先就提供给法庭的两件主要证据——论文《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强掳虐待华北强制劳工的罪行》及文献书《日本掠夺华北强制劳工档案史料集》加以说明。“论文”2002年6月在哈佛大学亚洲中心主办的“战时中国（1937—1945年）”首届年会上发表并收入会议论文集向海内外出版发行。它是在对已发掘的中文、日文劳工档案文献全面整理精选的基础上，对日本在华强制劳动事件的难点、疑点与基本数据进行专题考证后写成的。它以翔实的史料首次系统论证、揭示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军部与政府在华有计划地全面实施强制劳动事件的原委与罪行。“文献书”2003年9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它由近代史所科研人员与北京市档案馆、天津市档案馆、青岛市档案馆、南京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等5家档案资料馆员工通力合作，对国内存有大量日伪劳工档案文献的10余家主要档案资料馆，进行为期三年之久的中文、日文劳工档案文献的全面发掘与整理；同时坚持研究与考证，在基本理清了日本在华强制劳动事件主线与关键证据基础上，按史的框架、从上千万字的复制文献中精选90万字编辑翻译出版，为中外史学界研究揭示二战期间日本在华实施强制劳动罪行提供了首个系统的档案文献证据。

接受质询

之后，原告律师就向日本输送中国劳工的主要机构——“华北劳工协会”的设立、组织与性质对我进行质询。质询与证词说明：战时日本在华劳务掠夺机关——从“大东公司”到“满州劳工协会”、“新民会劳动协会”直至后来的“华北劳工协会”，都是由日本在华强力机关——战时集军权、政权于一身的日本关东军、华北方面军及日本政府派出机关“兴亚院华北联络部”一手策划筹建起来的；其主要人员构成也由日本军部与政府指派日本人组成；其幕后指挥、决策与监督系统也始终由日本军部与政府直接掌控。华北傀儡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及“华北政务委员会”只是“华北劳工协会”的伪装“招牌”和强迫“出资人”；对其筹建与活动，始终无“发言权”与“支配权”。因此，华北劳工协会绝非“华北傀儡政权的劳务组织”，而是地道的“日本人在华劳务掠夺执行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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