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号手”任光（二）(2)

2018-04-09 17:46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郭太白手机版

　　“九一八”事变后，黄色歌曲和美国爵士音乐已像瘟疫一样侵蚀着人们的肌体。为了去争夺与占领戏剧、银幕、舞台和广播等阵地，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引导会员在思想上，认识到中国新兴音乐面临的历史任务，明确自己的前进方向，并使音乐和诗歌、小说、戏剧一样，为大众‘呐喊’。要求作为一个时代的音乐家，必须根据大众的需要，为音乐注入‘新的内容’。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当时是革命群众歌曲和进步影剧歌曲的摇篮。

　　1934年春，在田汉的领导下，任光与肖声、聂耳、张曙、吕骥、安娥、王为一等在上海成立“左翼剧联音乐小组”，主要是进一步团结音乐工作者投入左翼进步影剧音乐活动，建立和壮大革命音乐阵线。

　　为了配合形势的需要，左翼音乐小组成立了词曲作者联谊会，一个月左右活动一次，就在任光的家里。任光、冼星海、聂耳、安娥、吕骥、刘雪庵、贺绿汀、孙慎等经常在一起探讨和交流作品。任光当时对参加联谊会的青年音乐工作者非常热情、亲切，很支持他们搞创作，鼓励他们多出作品。

　　那时《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的曲作者孟波和《大刀进行曲》的曲作者麦新也在左翼音乐小组的词曲作者联谊会，由于时局恶化，他们的生活非常艰苦。任光知道后，就特意让孟波和麦新到百代公司去录音灌唱片，优付给他俩20块法郎稿酬。拿到这笔丰厚的稿酬，孟波和麦新商量，不能随便花掉，一定要为抗日救亡做点事情，这才不辜负任光的一片心意。于是，他俩编辑出版了《大众歌声》的歌本，专门发表救亡歌曲，从1936年到1938年每年出一期。前后共发表了三百多首歌。他们还拿着歌本到工人夜校去教工友们唱。任光知道后非常高兴，称赞他们做得好。

　　生活中，任光为人十分谦虚，讲话时非常亲切、和蔼。然而工作上他却相当认真，因为任光是个音乐天才，尤其耳朵听音特别灵，在录音棚里他只要听一遍歌者和乐手的声音，就能准确无误地把每个人安排到恰当的位置。录音过程中，谁出现偏差，他都及时指出并亲自示范给以纠正。

　　任光对左翼文艺界的朋友都很尊重、很信任，也很有感情。由于是百代高级职员，他收入可观，生活较宽裕。他在徐家汇有幢花园式的洋房，还开着一辆奥斯汀牌的小轿车。但他为人正直、慷慨，经常资助一些有困难的朋友，此事在进步文化圈内被传为美谈。

　　任光利用自己是外商高级职员的身份，主动把私人住宅提供作为进步活动的地点，还把自己的小汽车作交通工具，用来接送、掩护、转移从事革命活动的同志。

　　1935年2月19日，中共中央上海局与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被国民党当局破坏，多名左翼文艺家被捕，任光得知好朋友阳翰笙入狱，就立即赶往他家探望，并拿出薪金给其家属解决生活困难。阳翰笙在狱中得知此情，亲手用铜币磨出一把小斧，出狱后赠与任光，以感谢他真诚可贵的同志情谊。

　　聂耳当时在一个合唱团里吹小号，一次偶然的机会，任光凭着敏锐的音乐感觉发现了聂耳的才能，不久就介绍聂耳到百代公司音乐部工作，还担任了音乐部的副主任，成了任光的助手。这为聂耳今后光辉的音乐创作历程提供了极好的条件。聂耳生前不仅叹服任光的钢琴伴奏是“美的旋律”，也一直深深感激任光的知遇之恩，称任光为“我们的导师”。

　　此时的任光在田汉、夏衍等中国共产党党员们的帮助下，已自觉向党靠拢，并接受地下党对左翼音乐运动的领导，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对他正产生着重大的决定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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