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嵊县抗日救亡运动的第一流动宣传队(3)

　　晚上的演出则是效果最好，也是宣传工作的高潮。我们十几个人虽然没有演出经验，但由于剧本写得好，剧中人的感情往往也是我们自己的感情，因而仍能演得逼真。农民一天劳动之后，站着看戏，一站就是二、三小时，始终保持热烈的情绪。记得每次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时，剧中一个青年工人突然从台下跳到台上，为那受苦的流浪姑娘打不平，台下观众总是叫好不绝，有时甚至发生误会，观众也有跟上台去打抱不平。这种宣传的成功，不仅是演出的内容、形式比较新鲜，主要的还在于国家的安危、民族的存亡，确实是人民最关心的大事。

　　除了宣传演出外，我们还做群众工作。利用他们吃饭、休息的机会，深入到台门家庭调查访问，根据党的抗日救国的方针，回答群众提出的，诸如：现在前方打得怎样了?中国真的会亡国吗?日本佬真的会打到我们这里吗?这类问题，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教育。每到一个村子，住上一、二天后，就在那里酝酿组织农民协会，举办民众夜校，并把这个村子的情况和积极分子报告县委，由县委派人与他们联系，宣传队起到了一种开拓和播种的作用。

　　一面战斗，一面学习，在实际斗争中不断丰富宣传内容和改进工作方法，这是我们的工作特点之一。无论是宣传演出，还是做群众工作都是如此。例如：到三界茶厂演出时，承蒙国民党左派吴觉农、王芸生两先生的协助，还有东北进步作家张璞君(现名骆宾基)，对我们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见，张还介绍给我们两个新的剧本和一些新歌曲，我记得“流亡三部曲”就是在那里学会的。然而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就在离开三界的第三天到张村宣传时，那个肥头大耳的张保长招待十分殷勤，到晚上演出时他笑眯眯地说：“你们辛苦啦，今晚得休息休息，开个群众大会，你们唱一、两只歌就得啦!”我们感到奇怪：“我们不辛苦，为了抗日救亡，即使再辛苦也甘愿。”他见我们一定要演出，态度反而强硬起来，说什么兄弟与文教馆馆长袁(雄杰)先生有交情，他对这里的民众工作做得很满意。言下之意不用我们再宣传了。他用袁雄杰的衔头来压我们，感到又气愤又好笑。我们派了两名队员到群众中一打听，原来这个地主恶棍，想利用宣传名义开个群众大会，然后再演小歌班，乘机大聚赌博，他就可以捞一把钱。掌握这一情况后，就与他开展了面对面的斗争，一问他：“为什么不要演出?”、“难道聚赌能救国吗?”他矢口否认聚赌，说什么演演小歌班为民娱乐也需要的。“国难临头，救亡工作重要还是娱乐重要”、“如果今晚不演出，请你打电话到县抗敌后援会去，他们批准了，今晚就不演。”我们同样用抗敌后援会的名义压他。这位张保长被逼迫得面红耳赤、怏怏而退。这一晚我们觉得很精彩，群众情绪也很高，事后群众痛快地说：“这一面张胖子碰了钉子啦!”

　　(四)

　　第一流动宣传队成立于一九三七年九月，大的流动宣传共四次，每次约一个月，然后返城休整，总结经验教训，研究下步工作。第一次北乡(三界方向)，宣传结束回城休整时，宁绍特委书记顾玉良同志亲自到队讲话，鼓励我们继续下乡做好工作。第二次流动的重点是东乡：东郭、官地、白泥坎、许宅、北漳、华堂等地;第三次是西南乡：花甸、甘林，大王庙、开元、大平、辅仁、崇仁等地;第四次则是专门到从上海抗战撤退下来的国民党第十六师驻地----三界一线巡回演出。这次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官兵纷纷反映：你们一场演出，等于几个月的政治训话。该师四十八旅旅长刘熏浩，通过吴觉农先生要求我们宣传队参加该师，成为他们部队的宣传工作队。